姜思达，「匪徒」创业(5)

关于他的团队，虽然早期成员因现实原因离开，新成员轮换了一波又一波，但无一例外的，这些人也都是姜思达才华的信众，他们追随他，并相信姜思达能带着他们做出不一样的东西。
他们做了一场名为《爱我》的艺术展，以及那个只有序号的播客，这些都是姜思达的个人表达，“我就是想实验，彻底用思维的随意去做内容。”
其实他们早就如此，之前他们在《陷入姜局》拍过一期节目，还原姜思达的一个梦境，姜思达和另一个人西装革履地坐在沙漠中一张桌子两侧。一篇关于他的报道曾写到，“他就是这样，很多事情是即兴的、艺术家式的、不需要解释的。”
他们其实就像内容领域一颗没有轨道的弹珠，上窜下跳地拓展着这个行业的边界。
疫情是整体向随意性转变的大背景。“这两年反正也没什么工作了，我觉得自己也不需要维护太多人际关系和社交礼仪了，我就是狠狠的做自己。”说实话，这里充斥着一股摆烂的气息，但姜思达的解释是，“所有的体验都很重要。把自己活明白了，是我作为台前的人的一种路线。”
连带工作室评判一个产品或内容成功的标准之一是，他们干了一个事让姜思达心情好，也算成功，因为这会让姜思达的生产能力更强。
姜思达的特性之一，就是以不稳定的形式稳定地做自己。 他思维过于活跃，想法很多，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广越来越杂，越来越让人无法预测。
凭着这种特性，他们在内容领域开创了很多新玩儿法，包括访谈节目的新形式。但他这种活跃的不稳定性对于一个冲在冷酷商业世界前端的创业团队而言，却并非优势，甚至可能成为限制他们发展壮大的短板。
他们做节目、做播客、做艺术展、开花店、做过的视频节目有长有短，但基本都是一季终……“我们从来没有说主动放弃过一个已经做的相对成熟的东西，都是要么有了更值得做的更好玩的想法，要么就一些外界因素，综合下来导致这个事儿没有成。”秦岭口中的外界因素多为跟平台间的博弈，无论是《透明人》还是《仅三天可见》都是如此。
其实秦岭也意识到了，姜思达工作室在内容市场上并没有一个可延续的、成体系化的内容产品。他们经常在完成一个产品后不知道下一个要做什么，永远依靠团队的创新在搜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