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信念光辉照亮他的一生(14)

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的国家之间，要“从异中求同”；对社会制度或历史遭遇大体相同的国家之间，应“求大同、存小异”；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行为，则应“求同抑异”；而在中美建交中则采取“求同立异”的做法。这种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多渠道的求同存异方法，反映出周恩来解决国际关系问题的高度政治智慧，其实践活动是非常丰富的。1957年4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了求同存异的理论根据。他说：根据毛主席的《矛盾论》的分析，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所有的问题都有同有异，所以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提出了“求同存异”这样的方针。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对兄弟国家的某些问题也是如此，也需要“求同存异”。有一位外国朋友曾在“寻找共同立场和结合的纽带”这一意义上提出“周恩来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虽然不准确，但却突出地反映了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想方法。
周恩来在一生的各种实践中，高度坚持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
一方面，周恩来认为，我们的工作，“一切从原则出发”，“在原则性问题上我们是不让的、决不让的。”原则的坚定性，要求人们在重大问题上站稳立场。周恩来在领导工作中强调领导者首要的问题就是立场，要求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精神”，而采取的工作方法也首先是“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在党的工作中，他“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摒除庸俗空气。在社会生活中，他认为“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首先要分清敌友”，“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而“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在革命实践中，他提倡“过政治关”，确立无产阶级“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在组织生活中，他号召坚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工作原则，走群众路线。尤其重要的是，在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中，他一贯重申，“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强调外交人员的纪律性、政策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周恩来正是在原则的坚定性上把共产党人的形象展现给人民大众、把新中国的形象展现给国际社会的。一位澳大利亚著名学者曾这样赞赏周恩来的原则性：“周恩来相信世界主义，但他决不是拿外表形式来代替实质内容。他擅长做协调工作，但这决不意味着他缺乏基本立场。他从毛主席那里，从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经验里，学到了他一直遵循的原则，尽管他不是总谈论这些。”这一评价是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