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权势：印度外交战略的不改初心(2)

正如一项研究所说的，“强权欲望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源于一种富有活力的文化，这种文化表现为国家急切地要求在近邻地区和世界扩大它的权势、利益存在和影响力。”[3]实际上，印度历来就不乏强权欲求。除了历史久远的考底利耶现实主义思想传统外，[4]无论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还是在独立后，印度在古代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一整套现实主义话语逻辑。也就是说，为了获得更大的地区权势和影响力，印度的政治家和战略界清晰地转向强权政治。这方面，寇松勋爵和尼赫鲁总理可谓最为人们所熟知。在英印时期，出任英属印度总督的寇松曾指出：“很显然，印度在现代条件下必然会成为亚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因此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印度的中心地位、丰富的资源、众多的人口、巨大的贸易港口、军事力量储备以及可以向亚洲和非洲任何地方迅速派遣军队的能力都是非常宝贵的资产。
在西面，印度能够对波斯和阿富汗的命运产生支配性的影响；在北面，印度能够否决在西藏的角逐；在东北面和东面，印度能够对中国施加重大的压力。他是暹罗自主存在的保护者，在海上，它控制着到澳大利亚和中国海的航道。”[5]寇松的此番言论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首先，印度的天然禀赋必将使其成为世界大国；其次，印度不仅是陆上的中心，在印度洋也拥有优势地位，这意味着印度对大周边地区可产生重要影响。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强权逻辑，英属印度政府以维护安全为理由，在主要方向不断地扩张。
独立后，虽然印度在宣传对外政策时极力抹去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影响，但“寇松主义”是个例外。[6]尼赫鲁曾这样评价寇松：“在其他几位总督都被遗忘之后，寇松将被铭记，因为他修复了印度所有的美好之处。”[7]尼赫鲁大学的拉贾·莫汉（C. Raja Mohan）教授则提出，所有梦想着一个大印度——以静默和非正式的方式影响南亚和印度洋的大部分地区——的印度人都会发现，寇松是“战略灵感的源泉”。[8]像寇松一样，独立后的开国总理尼赫鲁继续鼓吹“印度中心论”。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尼赫鲁对印度的权势欲求作了最为经典的概括和演绎：“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9]也就是说，在尼赫鲁的眼中，印度除了成长为世界大国外别无选择。
为此他坚信：“在将来，太平洋将要代替大西洋而成为全世界的神经中枢。印度虽然并非一个直接的太平洋国家，却不可避免地将在那里发挥重要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的中心。”[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