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历史：《司马昭弑君》(10)

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曾对《晋纪》和《魏氏春秋》的记载进行辨析。他认为，由于《晋纪》记载陈泰在司马昭对弑君事件进行善后时官居太常，而《三国志》本传没有陈泰当过太常的记载，故《晋纪》记载的来源存在疑问；至于《魏氏春秋》的记载，则是在《晋纪》记载基础上加以改编的结果，更加缺乏真实性。对于前述《汉晋春秋》的关于陈泰之死的记载，裴松之则没有征引和讨论。
陈寿曲笔
对于司马昭弑杀曹髦的过程，陈寿在撰写《三国志·三少帝纪》时仅以“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加以直接叙述，不仅字数短少，而且未记载死亡地点和原因，也不称曹髦为帝，而改称旧号“高贵乡公”。其余部分，主要是善后时郭太后的令和司马昭等人的表章，其中贬斥曹髦、褒扬司马、不提贾充、诿过成济。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批评陈寿等史学家把责任推到成济身上，对司马昭弑君的真正过程避而不谈，不及习凿齿的秉笔直书。清代学者赵翼也批评陈寿，认为“贾充奉司马昭旨使成济刺帝之事，略无一字”，被弑杀者就像寿终正寝一般；弑君之主谋司马昭，不仅无罪，反而有“讨贼之功”，是“曲笔之甚者”。
清代学者何焯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陈寿不记载死亡地点，是遵循了春秋笔法，暗示出曹髦并非自然死亡，犹有良史风范；而通过详细抄录令和表章，也可以间接呈现司马昭弑君的本来面貌；这样书写，是必要的变例。梁章钜对他进行反驳，认为陈寿记载司马昭弑君的方式让人费解，从春秋笔法的角度解读不过是为陈寿开脱。卢弼则认同何焯的观点，还有论者称陈寿是“变例直书”。
据研究，陈寿修史的确深受《春秋》影响。[158]尽管如此，当代学者对陈寿的举动的评价仍很不一样。学者于植元认为：“太后令”的出笼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其执笔者也并非陈寿；陈寿修史，不得不将之存录，但他仍费尽心计在史料的剪裁和安排上为被弑的曹髦鸣不平，“只是读者需要细心揣摩方可悟出究竟”。柯美成则认为，陈寿就司马昭弑君之事对司马氏进行的回护是不能否认的。
[4] 《巢林笔谈续编》卷上“晋惟明帝”条：予尝论典午百五十年中可以君人者，惟明帝一人，武不及也。高贵乡公之弑，武所与闻，而其后怡然受禅。明帝追论及此，至以面覆床，有晋祚不长之叹，其立心之相去何如乎？盖不独天资英睿矣。享国不永，惜哉！
[9]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七十七》：晋志太子舍入职比散骑、中书等侍郎。时未立太子，不应置东宫官属；济本昭之私人，授以是官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