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历史：《司马昭弑君》(8)

司马恶名
弑君事件后，直到唐代前，各类传世文献往往不直接将司马昭称为弑君者。例如在《魏晋世语》中，该事件被称为“高贵乡公之难”；《世说新语》中，称这一事件为“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南朝沈约所著《宋书》，称此事为“高贵乡公败”“高贵乡公被害”及“成济之变”等。至唐太宗时，官修《晋书》在《文帝纪》中曾引用赵盾弑君的典故，说司马昭“反虽讨贼，终为弑君”；但在《天文志》和列传部分的《石苞传》以及《荀勖传》中，又分别使用了“成济之变”、“成济之事”和“高贵乡公欲为变”等的表述。清人郭伦在《晋记》中批评后者“大悖于理”。
唐代人萧颖士则直书“司马昭弑帝于南阙”，许嵩《建康实录》也说“魏相国司马昭弑其君髦”。此后，宋代邵伯温《皇极经世书》、朱熹《资治通鉴纲目》、萧常《续后汉书》，以及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引述其父马廷鸾语、郝经《续后汉书》，也有与之类似的提法，金朋说还有题为“司马昭弑魏主”的诗作。《三国演义》中，“司马昭弑君”及类似语词更是反复出现。
此外，《汉晋春秋》记载的曹髦之语，后演变为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成为谋朝篡位、争权弑君的代名词，还用于泛指人所共知的阴谋。
事件争议
政变过程
记载司马昭弑君的各种典籍，在内容上有诸多分歧。例如：
关于曹髦的计划，《太后令》、《汉晋春秋》、《魏氏春秋》等均称曹髦在召见王经等时就已经决心出宫讨伐司马昭，但《晋书》称曹髦的计划是在宫中召见百官并罢免、放逐司马昭，并下令宫禁戒严、只待天明，但因为得知王沈、王业告密，才改变计划，主动出击。
关于人物言论，《汉晋春秋》记载曹髦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但《魏晋春秋》未记载此语，而是记载曹髦说：“假如这都可以忍耐，还有什么不能忍耐的！今天务必行动。”《魏末传》记载的贾充鼓动将士的话，较之其他史籍中的更为露骨，即，当成氏兄弟率部下出列，又回头问贾充说“要杀，还是要抓”时，贾充径直说：“杀！”即使同是《汉晋春秋》，也因版本不同而存在岐说，例如《三国志注》中曹髦所说的“正使死，复何惧”一句，《世说新语注》中“惧”作“恨”，含义有所不同。
关于曹髦败亡的过程，《晋书·文帝纪》等称司马昭的部众不敢与曹髦的部众交战，但《魏氏春秋》反映出曹髦死前其部众已经溃散，沦为孤家寡人，成济是在这种情况下受贾充鼓动弑杀曹髦。而《魏末传》则记载曹髦在双方交战中曾有“放仗”（即“放下武器”）的命令 （一种理解是曹髦自知不敌，下令投降），但还是被趁机弑杀；该书还将刺杀曹髦者记载为成济和成倅两人。此外，关于弑君所用的兵器，也有戈和矛的不同说法。《宋书·天文志》亦提及政变过程，模糊称曹髦之死为“未交战，为成济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