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历史政治学视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5)

2.政治思潮激活了时间性的世界秩序
这是亨廷顿的世界政治理论的最关键部分。“文明的冲突”本身就是一种分析范式即文明范式,而这里的“文明”是什么呢?虽然最根本的包括宗教、语言等,但显性的文明则是直接影响人们观念和行动的政治思潮,诸如冷战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这就是说,研究国际关系、世界政治,不能不研究政治思潮及其对世界的“建构”,否则就很难深刻理解国际关系史和世界政治史。为此,笔者将政治思潮视为观察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研究单元”。
第二层面的或者说深层次的政治思潮就是宗教民族主义。亨廷顿将伊斯兰教定位为宗教民族主义,其特征和第一个层面的政治思潮一样。亨廷顿这样分析,“当经济发展使亚洲变得日益自我伸张时,大批穆斯林却同时转向了伊斯兰教,把它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的本源,‘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的口号是这种希望的集中体现”。复兴运动影响到了所有国家的穆斯林和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的大多数方面,诸如重新制定伊斯兰法以代替西方法律,使用宗教语言和标志、扩大伊斯兰教教育,规定伊斯兰教的社会行为规范如妇女必须蒙面,更多地参加宗教仪式,控制了反世俗政府的活动,以及广泛地加强伊斯兰教国家和社会的国际团结。
亨廷顿的结论是,“就政治表现而言,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相似之处,它有其经文,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执著于根本变革,拒绝现行政权和民族国家,以及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暴力革命的不同主张。然而另一个更有用的类比是基督教新教改革。它们都是对现存的僵化和腐朽的体制的反应;都提倡回到其更纯正和更苛求的宗教形式;都鼓吹工作、秩序和纪律;都对正在形成的、有生机的中产阶级有吸引力。……忽视20世纪末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对东半球政治的影响,就等于忽视16世纪末新教改革对欧洲政治的影响”。正因为亨廷顿准确地把握到伊斯兰教的政治思潮性质,所以他才敢断定,中东地区的威权统治转型之后,取而代之的不是什么自由主义民主,而是伊斯兰政权。很多西方人认为代替威权统治的必然是西式民主,这是由于他们没能认识到西式民主之外还有影响更大的伊斯兰教。
如果说前现代的政治思潮是宗教,近代以来的政治思潮是意识形态,那么冷战结束以来的政治思潮则是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合流。而在笔者看来,“宗教民族主义”是这种合流的最好象征。另外,在亨廷顿看来,意识形态之间,比如冷战时期的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尽管有冲突,有重大差别,但它们都是现代的、世俗的,双方讲的都是同一种语言,并都公开地赞同最终要实现自由、平等和物质富裕的目标。二者之间可以进行思想上的争论,但宗教之间很难对话。这个残酷的现实已经到来,“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想冲突正在被文明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具有宗教底色的政治思潮所导致的世界秩序,更具有冲突性、对抗性和极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