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历史政治学视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4)

这完全没有理解当初亨廷顿为什么要写《文明的冲突》,完全不理解亨廷顿所代表的美国右翼白人“优势下的恐惧”。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该怎么办呢?一方面,亨廷顿正确地指出,“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落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征”,“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另一方面,承认俄罗斯是东正教的核心国家和区域大国地位,“确保南部边界安全是俄罗斯的合法利益”;在此“守势”的基础上,保护西方文明的衰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协调政策,以防止其他文明的国家利用西方之间的分歧。
西方国家之间的协调性有待评估,但在21世纪,美国和欧洲似乎并没有停止对其他文明体事务的干预,更不承认俄罗斯的地区大国地位而大搞“北约东扩”,直接威胁到俄罗斯南部边境安全。这些完全违背了亨廷顿所倡导的“避免原则”,依然是一种普世主义的帝国主义作法。这种行为进一步刺激了“文明的冲突”。
历史政治学路径下的世界政治学
仅仅从《文明的冲突》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似乎能够归纳出亨廷顿世界政治理论的核心特征。毫无疑问,作为西方学者提出的世界政治理论,正如结构现实主义者和自由制度主义者一样,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维护既定的世界秩序(即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的问题。对于乐观主义者如福山等人而言,历史终结了,美国已经胜利了,美国不用再为“美国治下的和平”前途担忧。对于亨廷顿这样的战略家而言,历史不仅没有终结,现存的世界秩序正受到伊斯兰文明,以及儒家文明的核心国家即中国的长远的替代性挑战。应该说,亨廷顿要比其他人的认识能力高出一筹。亨廷顿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不能不从其世界政治理论的角度找原因。

1.世界秩序的时间性这个发现意味着,第一,现存的世界秩序不是静态的、永恒的,而是动态的、处于变革中的。这标志着历史非但没有终结,还可能会有历史的新纪元。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给我们展示了三个时间周期的世界秩序:500年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公元1000年至1500年的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体系、公元1世纪至2000年来的东亚体系。不同的时间尺度产生不同的历史观,而不同的历史观产生不同的世界秩序观。如果以2000年为时间尺度,儒家文明体是唯一未曾中断而延续下来的核心文明,中国文明体的衰落也只发生在1840-1949年的一百年间。正因为如此,具有大历史观的亨廷顿看到了来自中国的根本性挑战,其他文明的威胁虽然直接但不会动摇根本。当然,如果亨廷顿还在世,看到“阿拉伯之春”之后的难民潮对欧洲的冲击,又会得出什么样的判断?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