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历史政治学视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3)

在全球性本土化宗教复兴的浪潮中,伴随着“亚洲价值观”的兴起,中国也没有落伍。在亨廷顿看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一种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版本:一方面是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个政权用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的行为合法性和中国文化独特性提供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合法性”。经济增长改变心态,“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地得出了与韦伯类似的结论,把儒教看作是中国落后的根源。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像西方的社会学家一样,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确实,从20世纪80代开始,中国官方开始肯定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时至今日,“国学热”势不可挡,孔子学院遍布世界,执政党明确把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把中国的制度优势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儒家文明的“核心国家”的体量和规模问题。亨廷顿反复强调中国的规模问题,“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竞争者”之说来自李光耀,亨廷顿引用1994年李光耀的说法:“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30或40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基于中国的规模,相信“修昔底德陷阱”的亨廷顿更相信,“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绌”。“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持续10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国在权力交接期能够保持统一(似乎是可能的),那么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就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做出反应”,到那时,“东亚政治可能回到传统的单极模式,以中国为中心形成权力等级”。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20年(1995-2015)以上,根据IMF2017年《世界经济展望》的各国GDP数据,2010年,美国/中国=2.46,美国/日本=2.62,美国/德国=4.37;2016年,美国/中国=1.66,美国/日本=3.76,美国/德国=5.35。只有中国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并有可能在2035年左右超越,而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差距则越来越大。显然,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直接秩序的变革,都远远超出了亨廷顿当年的设想。亨廷顿设想的是恢复了“东亚霸权”地位的中国,在东亚地区发挥影响的若干领域和方式。他当初绝对想不到中国的作用会超出东亚范围。与美国差距越来越小的中国,不但倡议设立了“亚投行”“金砖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这种逻辑下,中美贸易摩擦就可以简单地归咎于中国权力的伸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