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历史政治学视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2)

理解了这一点,认为中美关系冲突的根本源自政治制度差异,是没有理解以亨廷顿为代表的右翼白人的战略思维,他们内担心移民对美国信条的冲击所形成的“美国国民性危机”,外则担心谁将挑战白人主宰的世界秩序。说到底,亨廷顿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其信奉的是19世纪一度很流行的“白人优越论”——不管你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只要威胁到300年来白人主宰的世界秩序,都可谓“虽远必诛”。看不到这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看法要么是表面化的,要么是自欺欺人。
那么,亨廷顿是如何看到儒家文明的威胁的呢?亨廷顿主张“亚洲的自信根植于经济的增长;穆斯林的自我伸张在相当大程度上源于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这些挑战中的每一个都正在,并将在进入21世纪后继续对全球政治产生冲击,造成全球政治的极大不稳定”。“东亚模式”和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亚洲价值观”和“国学热”,说明了“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权力。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权力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他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已吸引了其他文化的人民,因为它们被看成是西方权力和财富的源泉。
”“随着西方权力的削弱,西方向其他文明强加其人权、自由主义和民主等概念的能力降低了,那些价值对其他文明的吸引力也随之减小。”现在亚洲人论证说,“他们之所以正在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他们与西方不同。同样,如果非西方社会感到与西方相比自己相对弱小,他们就援引西方的价值观,如自决、自由主义、民主和独立,来为其反对西方的控制辩护。现在他们不再弱小而是日益强大,于是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攻击起那些他们先前曾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价值观。对西方的反叛最初是通过宣称西方价值的普遍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现在则是通过宣称非西方价值的优越性来加以证明”。
确实,伴随着全球性的“本土化”和宗教的复兴,亚洲人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普世价值的替代性概念——“亚洲价值观”。亚洲的自我肯定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亚洲人相信东亚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很快在经济产值上超过西方,因此,与西方相比,它将在世界事务上越来越强有力。第二,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越于文化上和社会生活上颓废的西方文明。第三,尽管“亚洲是文明的大杂烩”,但存在重要的共性,诸如节俭、家庭、工作和纪律、非个人主义、有限的民主。第四,亚洲的发展和亚洲价值观是其他非西方社会在努力赶超西方时应效仿的模式,西方也应该从中学习而自我更新。结果,“东亚日益增长的自信导致了亚洲普世主义的出现,而普世主义一直是西方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