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历史政治学视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1)

流行的国际政治理论比如现实主义理论,根本没有办法解释美国的中东战略,只能用解释事物本质的帝国主义理论来解释。1979年发生在伊朗的推翻亲美政权的“伊斯兰革命”推动了政治伊斯兰的复兴,冷战后,不再顾及苏联威胁的美国大力搞起“推广民主计划”,发动了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彻底激活了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亨廷顿在其叙事中,事实上也间接地承认,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导致了两大文明的对抗。“对于穆斯林来说,这场战争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因为伊斯兰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受到了威胁。”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谴责这场战争是‘十字军战士和犹太人’联合反对‘伊斯兰及其文明’的战争”。于是,一场以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战争为开端的海湾战争,被看成伊拉克与西方之间的战争,然后是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战争,并最终被许多非西方人视为东方对西方的战争,“一场(与)白人的战争,旧式帝国主义的新发作”。
绕了一大圈,最终还是借他人之口,亨廷顿指明了复兴的伊斯兰教反西方文明的直接原因,那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所激发的仇恨情绪,作为“大理论”的现代化的解释只有间接的相关性。亨廷顿的叙事在逻辑上意味着,所谓即将发生的“文明的冲突”,只不过是一种历史延续性的判断,因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文明的冲突”在冷战后事实上已经白热化,海湾战争是通向“文明的冲突”的“过渡战争”,冷战的结束让帝国主义政策在中东地区更加肆无忌惮,从而激活了“时间性的世界秩序”,那就是一千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决。2001年的“9·11事件”、第二次海湾战争、“阿拉伯之春”以及与ISIS的战争,都是典型的“文明的冲突”。
财富权力转移与时间进程中的世界秩序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是很容易理解的历史和现实,二者之间的冲突是其宗教性质所决定的,而儒家文明与此不同。在宗教性质上,儒家文明是包容性的,事实上它不是一家文明,而是多家文明的混合体,不但儒释道浑然一体,即使是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在中国首先都是一个“儒民”。如此包容的儒家文明怎么会和基督教文明冲突呢?这里,不再是宗教之间的性质问题,而是地位问题,亨廷顿想到的是谁将对西方文明主宰的世界秩序构成挑战:苏联解体后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没有这个能力;而伊斯兰文明虽然与基督教文明有着严重冲突,但伊斯兰文明中没有“核心国家”,下信奉部落,上信奉超国家的哈里发,缺少中间层次的“国家”,因而也无力与基督教文明的“核心国家”对抗。但是,作为儒家文明“核心国家”的中国,完全有可能形成替代性力量,因而构成了21世纪美国的战略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