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历史政治学视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9)

不同的时间尺度产生不同的历史观。如果只看近代以来的500年的历史,西方兴起了,虽然有不同的挑战者,但总体上维持了以基督教文明为线索的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但是,从1000年的大历史看,1450年之前,基督教文明的生死受到伊斯兰文明的挑战,而被殖民主义和冷战压制下来的穆斯林则相信“上帝的报复”,它对基督教文明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而这正是冷战后美国的大战略必须应对的。更重要的是,放在2000年的文明史上,中国文明一直未曾中断,古希腊文明湮灭之后经“文艺复兴”而重生,西方文明也不过1400年的历史,而在此之前,东亚一直有一个中国文明儒化而来的等级秩序,这一秩序因西方的到来而中断,但是中国很可能恢复其2000年前就拥有的“东亚霸权”。在西方人看来,2000年秩序不能不对500年秩序构成挑战。
历史观决定了秩序观。时间尺度意义上的大历史观决定了,现行的世界秩序既有其历史延续性,也有因其历史延续性而导致的重大挑战。换句话说,现行秩序不是恒定的,现行秩序必然遭遇来自历史上的众多不同力量的挑战。历史没有终结,就意味着美国必须寻求具有忧患意识的新战略,即,美国必须寻找“新敌人”。
政治思潮与时间进程中的“文明的冲突”
如前所述,两大文明同时诞生于公元七、八世纪,二者轮流占据上风,但工业革命使得西方文明彻底压制了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但是,以1979年伊朗革命为转折点,伊斯兰复兴运动对外直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
亨廷顿根据现代化理论来解释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形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
非西方文明的各种特性并不排除作为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但是在文化上,“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且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亨廷顿同意布罗代尔的看法,认为现代化或者“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非西方文明的终结,那是极端幼稚的;“相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