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历史政治学视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7)

我们知道,冷战掩盖、压制了此前混沌的世界结构,但是被压制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并没有永远消失,因此,冷战甫一结束,各种古老的政治形态就纷纷浮现,其中一个就是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千年恩怨。文明的稳定性或者说质性决定了当下世界依然是千年历史的延续,这是亨廷顿的千年历史观。
在亨廷顿看来,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只不过是“自由主义民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0世纪的冲突,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持续的、深刻的冲突关系相比较,不过是短暂和表面的历史现象”。亨廷顿还认识到,自由主义民主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其实是可以谈判的,二者有共同之处,最终都指向自由,只不过侧重点不同:一个是个体主义的,一个是集体主义的。较之这两种政治思潮,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几乎是不能妥协的。因此,不是像很多西方人认为的那样西方只是与伊斯兰原教旨暴力分子之间存在问题,而是两大宗教之间的根本性冲突,在过去1400年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论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经常充满风暴,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多少世纪以来,两个宗教的命运在一波接一波时而停息、时而高涨、时而反冲过来的浪潮中沉浮。

伊斯兰教诞生于公元七、八世纪,而彼时在欧洲,信奉基督教的盎格鲁—萨克森人开始兴起。位于相邻地区的两大文明同时兴起,一开始就交恶,亨廷顿详细地梳理了自公元7世纪开始的两大宗教之间的张力和斗争。千年来的“文明的冲突”来自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穆斯林是政教合一,而基督教是政教分离,更重要的是,二者的相似性决定了它们的冲突性,“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是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