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历史政治学视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8)

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持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与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轮转或静态观完全不同”。到了20世纪末,一系列因素混合在一起,又加剧了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方同时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体制、维持军事和经济优势的努力,以及对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进行的干预,引起了穆斯林强烈的不满。……只要伊斯兰还是伊斯兰(它肯定是),西方仍然是西方(这一点存在较多的疑问),这两个伟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像在过去的1400年中一直决定着那样”。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尚未胜利,历史也就没有终结,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至少面临来自伊斯兰文明的挑战。
亨廷顿还有更大的忧虑,正如他说的,“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才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根源”。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定位中国的根本性挑战呢?这不得不从2000年前的世界文明史说起。
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史中,大国的主要战场在欧洲,但“冷战后的所谓国际关系也会有一个主要区域,那便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在亨廷顿看来,“两千年来,中国曾一直是东亚的杰出大国。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他们想恢复这个历史地位,结束屈辱与屈从于西方和日本的漫长世纪,这个世纪是以1842年英国强加给中国的《南京条约》为开端的……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亨廷顿还是一个“修昔底德主义者”,认为历史上的大国在经济增长之后都是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中国也同样如此。
如果恢复了“东亚霸权”地位,则是内外一体化的天下体系。中国人“头脑中的世界秩序不过是中国国内秩序的必然结果,因此是中国文明认同的一种延伸”。中国人从来没有多极、甚至也没有多变的安全观。在国家关系中,亚洲人一般“接受等级制”,在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到来之前,东亚的国际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国家要么从属于中国,要么与之合作,或者不受中国控制而自治。亚洲的国际政治等级模式与欧洲的均势模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国最终要恢复“东亚霸权”地位,而美国则是冷战之后东亚秩序的主导者,其霸权在东亚表现为“离岸平衡手”。美国当然不会自动退出东亚,不会自动退出东亚的美国当然视中国的崛起为最大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作为儒家文明核心国家的中国与作为基督教文明核心国家的美国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