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作为世界政治思维框架的文明范式——历史政治学视野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0)

亨廷顿梳理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本土化运动”,认为现代化所刺激的本土化已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趋势,其中伊斯兰教的复兴和“重新伊斯兰化”是穆斯林社会的主题,亚洲人李光耀、马哈蒂尔则提出了著名的“亚洲价值观”,斯拉夫化的争论也日趋白热化。此外,民主化也进一步刺激了本土化。“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民主体制采用鼓励了本土主义的反西方的政治运动,并使它们获得了权力”,因为“选举竞争刺激他们把自己的信仰说成是最能吸引大众的东西,那些东西通常具有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宗教的特征”。确实,在北非和大中东地区,选举获胜的政权中很多都具有反美的民族主义色彩或伊斯兰主义色彩。
现代化、民主化所刺激的本土化运动,最终形成了全球性的宗教复兴,有人称之为“上帝的报复”,它遍及所有大陆、所有文明,实际上是所有国家。
为什么会出现全球性的宗教的复兴?“全球性的现象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释”,全球性宗教复兴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认为会引起宗教消亡的东西:20世纪后半叶席卷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认同和权力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也就是说,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新的认同,以抵抗“普世主义”带来的心灵的漂泊。第二个原因就是冷战的结束,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那些长期被两大阵营所压制的民族、宗教情感得以爆发。同时,西方试图以新古典经济学和民主来填补这个真空。事实上,作为世俗学说的自由主义民主和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国家都遇到了问题,非西方国家的民众“带着信仰和热情转向了真正的上帝。宗教代替了意识形态,宗教民族主义取代了世俗民族主义”。其实,复兴了的宗教并不反对现代化,也与国家发展不冲突,那么为什么反对呢?因为“宗教复兴运动是反世俗的,反普世的,而且,除了在基督教中的表现,也是反西方的”。
它“拒绝西方以及与西方相关的世俗主义的、相对主义的、颓废的文化。它是非西方社会对所谓的‘西方毒化’的抵制”。
全球复兴中的宗教都是反西方的吗?其实,斯拉夫化和“亚洲价值观”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证明,证明自身文化价值的合理性乃至独特性和有益性,并不意味着必然是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确实是反西方的,但仅仅是因为全球化(现代化)所导致的认同危机而反西方吗?这里,亨廷顿用了一个现代化的“大理论”来解释——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因为只有所有的复兴的宗教都是反西方的,才能证明现代化理论的解释力。为什么伊斯兰教直接针对的就是西方文明?“帝国主义”是一个绕不开的解释,虽然在谈到“普世主义”的时候,亨廷顿也将之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但是,在解释伊斯兰教反西方的时候,他却有意无意地绕开了“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