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时期里，“民主”意味着乡巴佬的统治(8)

伏尔泰（1694—1788）主张“人人自由，人人平等”。那么什么是“平等”呢？在他看来，“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这并不意味着在财产上、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有权认为自己与其他的人完全平等；但是并不能由此便说，一个红衣主教的厨子应当命令他的主人给他做饭”。至于民主，他认为，这种政体“只适用于非常小的国家。即便如此，它也会不断出错，因为它是由人构成的。相互倾轧在所难免，就好比女修道院来了一群男教士”。对伏尔泰来说，启蒙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大多数男人愚昧无知，女人更是不可救药；他们不经过深思熟虑就做出判断，不经思索就随意发表意见；真正受到理性光辉照耀的人只是凤毛麟角。
狄德罗（1713—1784）则更直截了当，认为一个种族的未来不能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像其他启蒙派一样，他憎恨专制的君主和愚昧的教士，但并不想把国家的未来寄托给在他看来浑浑噩噩的人民，而是想把未来抓到像自己一样有教养的人手里。狄德罗为《百科全书》写的“民众”条真实地披露了他的心态：“你们要当心民众在推理和哲学方面的判断，民众的声音在此时是恶意、愚蠢、无情、不理智和偏见的……民众是愚蒙与迟钝的。”
在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中，卢梭（1712—1778）恐怕是少有的例外。1762年，卢梭发表了《社会契约论》一书，意在确立人民主权理论。他认为，人民订立契约建立国家，因此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人，凡是未经人民直接参加而制定的法律都属于无效。卢梭倾向于直接民主制，他对英国当时的议会制有一段精辟的评论：“英国人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这里需要加一个注脚，在1761年，即《社会契约论》问世前一年，全英国700万居民中，只有25万选民，仅占居民总数的3.57%。对卢梭的民主倾向，也不是完全没有可疑之处。卢梭自己说，“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因为“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
与伏尔泰一样，他认为基于人民主权的政体制适用于那些人口规模很小的国家；同时他认为，民主只适用于民风淳朴、道德高尚的人群。但他反对向大众进行启蒙或教化，因为那样会造成全民的腐化。当波兰人请他设计一份民主的宪法时，他却劝告波兰人选择世袭君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