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时期里，“民主”意味着乡巴佬的统治(9)

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李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3
在德国，康德（1724—1804）也认为民主是一种不合理的政治制度（illegitimate form of government），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从事物的永恒秩序中生发出来的理智和正义之上，而是多数人随性而为（caprice）的结果。
现在，人们一般把法国革命看作现代民主的起源，但“民主”这个词在当时并不常用。写在法国革命旗帜上的是“自由、平等、博爱”。尽管如此，法国大革命后，有产者对民众的能量仍心有余悸，他们把法国革命看作是“民主”发作的结果，于是一时间“民主”被当作了财产掠夺、暴民政治、红色恐怖的代名词。正当革命风起云涌时，柏克（1729—1797）就开始诅咒法国这种“纯粹的民主制”正在“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迅速地变成一种有害而不光彩的寡头政治”，并破口大骂“纯粹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苏格兰哲学家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1765—1832）在1818年预计，如果劳动阶级获得选举权，“结果必然是舆论与财产之间永恒的对立”。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认为，选举权只能赋予那些不会推翻私有产权的人。
曾担任过一年法国首相的历史学家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1874）在1837年也谈到了他对民主的担忧：“民主……是多数下层人反对少数上层人的旗帜。这面旗帜有时是为了争取最合理的权利而举起，有时却是为了满足最残暴、最邪恶的激情而举起；它有时指向最不公正的篡权者，有时却把矛头对准最合法的权威。”在1842年，出身苏格兰贵族的历史学家麦考莱（Thomas Macaulay，1800—1859，此君也是鸦片战争前夕力主侵华的鹰派之一）更是极力反对宪章派提出的人民普选权要求，认为普选权意味着“私有财产以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终结”。当时主流社会对民主的畏惧由此可见一斑。潮流所至，搞得在19世纪人们很难找到支持民主的思想家。这个现象让法国政治思想史家埃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