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8年黑死病期间，薄伽丘的花园故事(2)

说得不错,你答道,可是讲故事同花园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我们该去问西方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故事作家——《十日谈》的作者乔瓦尼·薄伽丘。除了《十日谈》,他还著有大量品质毫不次要的所谓次要作品。
薄伽丘的《十日谈》(1350年)以极为雅致的、非教条的方式体现了真正的近代式伊壁鸠鲁主义。据该书引言所述,在1348年的黑死病高峰期间,七位女郎和三个小伙子决定离开备遭瘟疫蹂躏的佛罗伦萨,退隐到周围山间的别墅里;在那儿,他们打算以交谈、漫步、跳舞、讲故事、取乐等方式度过两星期,同时恪守行为规范,不让女士们的尊严受损。与瘟疫肆虐的佛罗伦萨的惨象形成最大反差的,莫过于等待他们的田园诗般的乡间园林(《十日谈》里的故事大都是由这十位年轻人在一处处园林中讲述的)。在城里,市政秩序已沦为混乱无序,邻里之爱已转为邻里之惧(邻人如今代表传染的威胁),亲情的天然法则已让位于人人为己的准则(许多人撇下患病的亲人逃之夭夭,让后者孤立无援地面对临终的苦痛),原先谦恭礼让、温文尔雅的地方如今罪恶猖獗、神志癫狂。

在修剪齐整的别墅花园中度过的两星期里,这群来自佛罗伦萨的年轻人迫切需要排遣死亡的悲哀,抚慰经受了骨肉之别的心灵,于是,他们着手重建在城里已被瘟疫摧毁殆尽的群体情谊的纽带。尽管他们的大胆创举实属“避世”之举,可是,山居菲耶索莱的日子里,他们为恪守一套近乎理想的交际规范而付出的努力,却是对置于身后的业已崩溃的社会秩序作出的直接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据上一章援引的汉娜·阿伦特提出的标准,他们在乡间的逗留是完全“正当合理的”。(“在无可作为的黑暗时代,逃离人世总是正当合理的,只要逃离者并不忽略现实,而是时刻认清现实正是他必须逃离的对象。”)这群青年男女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把怡人的田园景致带给他们的快乐(piacere)增至最大限度。我们已经注意到,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远非解除自律或满足欲望,而是一种需经培养方能形成的生活方式;有如一个花园,它的繁荣离不开秩序和规矩。
“第一日”的“女王”潘比妮娅的话证实了这一点,出行后头一天,她对同伴们这么说:“让我们尽量欢乐吧——因为我们从苦难中逃出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呀。不过凡百样事要是缺了明确的形式,就不会长久。”(薄伽丘,《十日谈》,第25页)接着,她把秩序和快乐这两个概念联系了起来:她希望“大伙儿愿意在一起多久,就会过多久秩序井然、快快乐乐、没有耻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