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8年黑死病期间，薄伽丘的花园故事(3)

在潘比妮娅的倡议下,这群青年人给他们愉快的活动设立了一个井井有条的结构。每天都有一位成员充当当日的“国王”或“女王”,负责作出用餐、午休、散步、唱歌、过安息日等方面的安排。最重要的是,国王或女王需指定当天故事的主题。根据计划,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乡居期间,大家总共讲一百个故事。由于逗留时间恰为两周,每周各有两天因为过安息日的缘故不讲故事,所以讲故事的天数共计十天(《十日谈》由此得名)。就这样,大家给这两星期的生活注入了一个“明确的形式”,这一秩序不仅确保了他们乡居期间的快乐,而且为《十日谈》一书的艺术构造奠定了基础。
欲使快乐之感社会化,关键在于给它注入形式;欲使快乐之感持续稳定,关键在于让它社会化。这一社会化过程驯化了无拘无束、自我中心的个人冲动,但并不要求人们压制或舍弃自己的欲念(《十日谈》里的故事大都与禁欲原则格格不入);正相反,它意味着让快乐在社群秩序之中得到全面实现。在薄伽丘笔下,快乐无条件地带有社会性,也毫不因此变得不“自然”。自然与社会并非势不两立,正相反,两者是人的幸福事业中富于创意的盟友。一旦快乐既成全了自然本性的愿望,又满足了社会性要求,人的幸福事业便如意大利式园林一般昌盛。《十日谈》里的花园之所以是十位青年人共享愉悦生活的理想场所,原因之一就在此。那一座座花园以优雅的方式将自然与形式融为一体,成了远不止一种意义上的“快乐之园”。让我们来探究一下此种融合。

The DecameronFranz Xavier Winterhalter
从薄伽丘的描写可以看出,《十日谈》里的花园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园林艺术仿佛共有某种审美特征,哪怕这仅仅意味着两者同享某一渊源,或有传承关系。后者在16、17世纪的意大利中南部兴盛起来,过去几百年中,不少优秀学者已对这门园林艺术作了深入精彩的探讨。我不至于认为自己另有发现,而只想说在薄伽丘笔下的花园中,那些学者一定会认出自己研究的园林的某些典型特征,也就是这么一种造园风格:在这里,艺术既不支配自然(像凡尔赛宫园林那样),也不刻意突出自然(一如盛行于18世纪英国的自然风景园),而是与大自然携手共创一个既高度形式化又完全“自然”的富于人情味的空间——换言之,艺术以非正式的方式展示大自然的款款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