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新政权与基督教“三自”目标的实现(6)

首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会场

结论（一）差会和传教士的三自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三自内涵不同、性质不同。
各国、各教派、各时期的传教士对三自内涵的理解千差万别，但其着眼点都在于提升传教效果，是一种宗教行为；主流形成本色化运动。三自爱国运动对原来与国民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接受外国津贴并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基督教来说，是一场改变政治面貌的大变革，“是一个有重要政治意义的群众运动。”运动改变了，也仅仅改变了教会的政治面貌。三自爱国运动的政治属性，是一些属灵派教会不愿参加，甚至反对三自爱国运动的重要原因。
（二）真正实现三自，争得治理教会之权，必须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撑。
闸北堂风波发生时，中国国家主权不完整，外国势力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上海的影响极大，影响了风波的结局。按常理，地方法庭明确了该堂的权属；地方政府已接受自立会对闸北堂的备案，且公示保护，该堂已有完整合法性，不应再有权属争议。但当时中国和上海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掌控力均极弱，政局不稳。1924年1月，上海县换了3任知事，上海郊区及闸北正在进行江浙齐卢之战。战争时期，政府更显无力。于是出现政府在管辖范围内保护不了国民、法院判决无效的怪事。风波调停人中，有买办、工部局华人董事、差会教会的牧师，他们离开外国势力将无法生存，当然偏向差会。在弱政府环境中，工商界特别强势。上海广为流传的俚语说：“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因此，长老会可以无视地方政府和法院的权威，成功地用工商界的力量，压垮自立会和俞国桢。
而三自爱国运动在发起、征求签名赞同、双方较量、成立组织等关键时刻，都得到党和政府的领导、支持，才初步实现了三自目标。
来源：浦江同舟，作者系上海市委统战部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