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新政权与基督教“三自”目标的实现(6)

2023-05-20 来源:飞速影视
首届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会场

钩沉|新政权与基督教“三自”目标的实现


结论(一)差会和传教士的三自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三自内涵不同、性质不同。
各国、各教派、各时期的传教士对三自内涵的理解千差万别,但其着眼点都在于提升传教效果,是一种宗教行为;主流形成本色化运动。三自爱国运动对原来与国民政府保持良好关系,接受外国津贴并受外国势力控制的基督教来说,是一场改变政治面貌的大变革,“是一个有重要政治意义的群众运动。”运动改变了,也仅仅改变了教会的政治面貌。三自爱国运动的政治属性,是一些属灵派教会不愿参加,甚至反对三自爱国运动的重要原因。
(二)真正实现三自,争得治理教会之权,必须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撑。
闸北堂风波发生时,中国国家主权不完整,外国势力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上海的影响极大,影响了风波的结局。按常理,地方法庭明确了该堂的权属;地方政府已接受自立会对闸北堂的备案,且公示保护,该堂已有完整合法性,不应再有权属争议。但当时中国和上海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掌控力均极弱,政局不稳。1924年1月,上海县换了3任知事,上海郊区及闸北正在进行江浙齐卢之战。战争时期,政府更显无力。于是出现政府在管辖范围内保护不了国民、法院判决无效的怪事。风波调停人中,有买办、工部局华人董事、差会教会的牧师,他们离开外国势力将无法生存,当然偏向差会。在弱政府环境中,工商界特别强势。上海广为流传的俚语说:“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因此,长老会可以无视地方政府和法院的权威,成功地用工商界的力量,压垮自立会和俞国桢。
而三自爱国运动在发起、征求签名赞同、双方较量、成立组织等关键时刻,都得到党和政府的领导、支持,才初步实现了三自目标。
来源:浦江同舟,作者系上海市委统战部研究室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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