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锦新样|刘擎：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的思想史(4)

尼采（来源：medium.com）
尼采及其精神后裔
哈贝马斯将尼采看作是“步入后现代”的转折性人物，因为尼采的批判道路想要完全打破现代性自身的理性外壳。面对黑格尔及其传人的失败，尼采可能的选择是：“要么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再做一次内在批判，要么彻底放弃启蒙辩证法纲领。”“尼采选择了后者。”
《悲剧的诞生》很像是一次“寻根”旅程——穿越两千年的历史回到了“本源”，回到了罗马—基督教之前“伟大、自然而又充满人性的古希腊”。但尼采实际上并不是要退回过去。哈贝马斯认为，青年尼采是把现代的时间意识推向极端，走向一个“未来上帝的乌托邦”，以酒神作为“未来的上帝”来取代“已死的”基督。荷尔德林的名作《面包和葡萄酒》蕴含着将酒神与耶稣相提并论的寓意，而实际上这是瓦格纳以及早期浪漫派共有的“弥赛亚主义”倾向：诸神退隐的、遗忘了存在的世界黑夜，等待缺席的未来上帝的莅临，他将会复苏已经失去了的本源力量，使世界于大劫大难中获得拯救。酒神弥赛亚主义也许一直保留在尼采的思想动机之中，但尼采还受到叔本华以及马拉美的影响。他比浪漫派更为激进地将“酒神精神”作为令人惊骇的艺术经验来理解，推向一种审美的形而上学。
“在尼采看来，所谓酒神精神，意味着主体性上升到彻底的自我忘却。”这种自我忘却使“真正在场的欲望”得到满足，日常生活的规范全部破灭，一个审美表象的世界——没有遮蔽也没有公开；既不是现象也不是本质的世界——才会敞开。于是，艺术打开了通向酒神世界的大门。在此，酒神世界的要义不再是浪漫派的弥赛亚主义，而是既无目的、也无基础和本质的想象与享乐，生命的感性刺激与创造潜能构成了“权力意志”的核心。而现代性只是权力意志的一种“反常化”版本——所有现代性的道德、认知与理性观念以及实践正是“依靠权力意志深处不可救药的受虐狂式的颠覆而获得其整体成就的”。由此，尼采打破了个体化的原则，使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直接面对理性的他者，彻底抛弃已经被虚无主义掏空了的现代性，最终挣脱了启蒙辩证法的框架，同时开启了新的反现代性的批判道路。
《悲剧的诞生》这部“思古”的现代性的“迟暮之作”也就成为后现代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