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锦新样|刘擎：哈贝马斯与现代性的思想史(5)

《巴库斯》，卡拉瓦乔绘于1596-1597年（来源：britannica.com）
但是，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包含着他自己未能澄清的或者摇摆不定的内在紧张。审美是一条在“真与假”和“善与恶”之外的认识工具，是通向酒神精神的途径；但“尼采无法使审美判断所保留的尺度合法化”，因为审美判断是“理性的他者”，无法作为与客观认识和道德认识息息相通的理性环节。根据哈贝马斯的解读，尼采的酒神既是艺术家又是哲学家，这使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分化为两条潜在的路线。艺术的批判使用了怀疑主义的科学手段，生成反形而上学的历史科学，这是后来巴塔耶、拉康和福柯所追随的路线；而哲学的批判试图从哲学内部揭示形而上学的思想根源，这是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所继承的路线。
哈贝马斯认为，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的独特性在于把现代的主体统治放在形而上学内部的历史中考察。整个形而上学的历史造就了一种对“存在”的特定理解，而现代性正是建立在这种理解之中——“我们所说的现代……其自我规定性在于，人成为存在者的中心和尺度。人成了决定一切存在者的主体，也就是说，人成了决定现代一切对象化和想象力的主体”。正是这种对存在的理解驱使着现代性演变为无限扩张的对自然和社会的对象化过程的支配力量。海德格尔的批判包含着所谓“本体论的转向”——将主体哲学的根源归结为对存在的特定理解，而其批判的标准建立在“本体论的差异观念”之上，也就是海德格尔反复强调的所谓“存在者”与“总是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之间的区分，由此“本真的此在”被赋予了潜在的规范意义，并诉诸于一个形而上学的“终结”概念。整个形而上学从开端到终结的历史是“存在者被存在所遗弃”的历史，是“远离诸神的黑暗之夜”。

《雾海上的漫游者》，加斯帕·弗莱德里希绘于1817年（来源：arts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