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园路一千零一夜|城记·我的愚谷邨邻居，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的女儿女婿(2)

相安无事的几十年，没有是非；没有口角。不知究竟是西方的绅士作派；还是士大夫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遗风；抑或是民国时代文人的相处习惯。总之大人们都很享受这种关系。陈家的孩子也从不与邻里小朋友玩。久而久之，我们小孩子自然也习惯了这种相处模式。
陈氏夫妇远离喧嚣、洁身自好的处世方式，无可诟病。但很难给人以亲近感。两件小事情，改变了我一如既往的看法。
老上海人都应该记得：原来弄堂里一幢房子一个大火表，每家各自装只小火表。每月的电费大小火表之间总会有一些差异。所以每月必须先计算出每家须补贴多少差额。水表亦是每幢楼一个。和现在不同的是：那时候没人装小水表，水费的计算就是按人数摊到每家。整个上海滩家家户户水电费的计算据我所知大概都是这个模式。另外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计算、收费、缴费。基本上是轮流坐庄，每户轮着来。这大概体现了公平、合理和大家承担责任。所以我认识的同学、朋友和周围的邻居好像都是这么做的。可我们这幢楼不是。
说来可能没人相信：打从我记事起，我们每月的水电费，从计算到收缴，全由陈家包揽了。每次收到帐单，陈先生要先算出小火表贴大火表几个字，然后算出每家的须缴金额，再由女儿一家家敲门，递上一张算好金额的小纸条，孩子等在门口收到钱后离开。这过程每月两次（水电各一次），历时30余年！你能相信这陈先生与我前面提到的陈先生是同一个人吗？
直至上世纪80年代，邻居陆续换了好几家，邻里各种矛盾纠纷日渐频繁，虽不至于吵架，但摩擦也时有发生。陈先生因此正式提出“辞职”。从此结束免费的午餐，除陈家外轮流计算。30余年，每月两次，周而复始，从未间断。当初来敲门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听来像是讲故事。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陈先生为什么会揽下这活？而且一做就是几十年。似乎是个谜。在我以后漫长的人生经历中，接触过无数各种各样的人后，我感悟到：这是一代知识精英的人品和素养。随着他们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留在记忆里的仅是怀念和仰慕。
陈先生不善言辞。陈太太在公众场合极少发表意见。我们两家相处几十年，在我印象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两家大人间的谈话加起来大概不会超过一小时。前面说了，大人们都很享受这种相处方式。当理解和默契已成为下意识的行为时，语言就显得多余了。几十年相安无事，大家各行其事，从未有违和感。
再提一件小事，1969年，文革如火如荼。我家被抄后封了一间房。在被封的门上贴了大字报，门正对着楼梯，上下楼梯这大字报和封条看着很触目。那年代小将上门像上自己家一样，无需跟你打招呼的。那天陈太太特地来敲门说，放在墙角的那张棕梆可以移到门上，遮住大字报。这样可以避免一些意外。说话仍是慢条斯理，波澜不惊。谈论那张贴在门上的大字报，像在谈论一件希望我们好好保护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