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难以捉摸的女人”，揭秘“推理女王”阿加莎的真实人生(4)

▲露西·沃斯利。
一战期间，克里斯蒂自告奋勇成为一家医院的护士，负责照料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员。这段经历对于这个日后即将成为侦探小说作家的年轻女性而言至关重要。用历史学家克里斯汀·哈勒特（Christine Hallett）的话来说，一战中护士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她们提供实际的护理工作，而另一方面，她们目睹战争之可怖却被要求对其缄口，因为向大后方的普罗大众言说这种可怖很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分崩离析”。于是，“假装一切都很好”，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克里斯蒂写作侦探小说之前的一种训练：她的每一部小说都以精巧的细节处理人们外表与内心精神之间的反差，那些带着社会性面具的人如何在自我和现实之间筑起防御的高墙，那些受到尊敬的人如何成为杀人犯。而当克里斯蒂终于能够进入医院的药房工作，她也拼凑齐了侦探小说的最后一个配方：毒药。
不涉及暴力的毒杀成为克里斯蒂笔下最钟爱的杀人方式。她的侦探故事从而完成闭环。

▲1946年，克里斯蒂在家中打字。
许多人对克里斯蒂和那个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提出过各不相同的解读。英国评论家、独立学者艾利森·莱特（Alison Light）把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称为一种“康复文学”，认为它们以疏离的方式巧妙地展现了一个悲伤但可以修复的空间：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一桩凶杀案发生了，侦探通过推理完成破案，问题得到有条不紊的解决，“社会结构的伤口”愈合，所有人继续生活。作为侦探小说的忠实读者，奥登则认为，克里斯蒂小说的魅力在某种意义上是宗教性的，他写道：“至少在一个新教国家，犯罪案件的侦破能够间接地减轻我们的罪责，恢复我们的无辜。”也有人提出，这种宽慰更多时候关乎政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政治动荡从未真正停息，而侦探小说却提供了一种别样的出路，它试图告诉民众，那些破坏性的力量并非来自社会系统本身，而仅仅是一个或几个坏人，只要将他们除去，秩序便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