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人文艺术访谈访民进中央宣传部长毛梦溪(4)

ISW：这个比喻很好，“免疫机制”，它比“生态主义”甚至更精确地道出了校园朦胧派所留下的精神遗产之社会功用。不知当时，任悟老师作为对你的伯乐式存在，他怎样评价您的诗作的?
毛梦溪：任悟老师，也就是现在《语文报》的总编辑任彦均，他称我的歌词是“中国当代诗和歌都缺乏的唯美的格调”!我想，这里更多的是老师对学生的一种鼓励。在这个说法里，一方面说明我的诗词与时代的大部分诗词是有区别的，我的诗词在朦胧与哲理之间，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另一方面，说明我的诗词还不一定成熟，需要时代以更宽容的胸怀来接纳。同时，也说明，在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开放世界里，我作为一种诗歌个性，是其中的一朵、一家，是其中的补充。当然，但愿不是可有可无。不过，任悟老师对我的这个评价，我想对那个时代、对我的最重要的意义是：指出了个性的重要性。这是相对集体抒情时代的一种指称。而且，这并没有对集体抒情进行一种否认，这跟别的思想先锋或许有所不同——他在前社会时期的文学形式存有的情况下，对于我们这样的新时代作者的一种前瞻性的、开放性的评价。
ISW：您在步入中年之后的诗词创作自然与青少年时代不同，我想读者也许更想知道：你当前创作歌词的原则，核心精神是什么?或者主要目标是什么?有没有像政治抒情诗那样，包含着意识形态使命?尽管我也看过您的一些歌词作品，可以从中做出一些分析，但是这些问题，我觉得对您来说，依然是一种本体的问题?您是否认同?
毛梦溪：我没有想过也并不负有什么意识形态使命，有的也只是本能或叫自我要求。我的歌词创作，缘于我对当今口水歌曲的直白无聊的一种反应，如果说，我对歌词的雄心，那无非也是基于这一点——我想让歌词回归文艺本身。这也是我步入中年之后的一个创作核心。但是，怎样才“文艺”，这里就见仁见智了，我只要做好我心目中的文艺便好。其次，这当然也是我为什么创作歌词的主要原因之一——歌曲比诗歌更具有传播优越性，歌有更多读者和听众，这是很了不起的领域——所有的作者，都是需要读者、观众和听众的。你应该也知道，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或叫戏言：“现在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那么作为诗者，缘于对流于孤芳自赏的当今诗歌趋势的认知，要想拥有更多的读者和听众，就必须走出小圈子，回归大众;作为社会人，尤其是希望做一个有用的人，我们还是需要更多地面向社会，面向世界，而不只是面向自身的心灵。
只有通过读者与听众这个关联，诗者才能在一种真实的社会与文化结构方式里成为人民的。换句话说，如果少年时代，我们更随兴抒情，那么在中年时，我们需要更多地承担社会方面的责任，以此来规范或定义我们的诗或歌的方向。所以，要说，我的创作有什么核心精神，那便是家国情怀，或者直接叫责任——对国的责任，对家与社会的责任。这种责任并不一定要在伟岸的形象中展开，每个人只要在中年领悟到他自身在家与国时空中的位置，便会有所体现他的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