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理论的诡异魅惑(12)

在费希尔的时代，优生学的势头已经有所壮大，这是20世纪早期更宏大的社会变革计划带来的影响之一。该运动遭到了激烈的反抗，尤其是来自宗教机构的抵制，该运动也并没有获得极大成功，英国的优生学家们只实现了他们的部分观念，最值得一提的是移民限制政策以及一项糟糕透顶的国内政策，也就是1913年颁布的《智力缺陷法》（Mental Deficiency Act），这让任何看起来是“低能的”或者“道德有缺陷的”人都不自觉地触犯了该法律。

© Internet Archive由于该法律的人群适用标准是出了名的模糊，曾经一度有高达65000人居住在国营的聚居区里。作为对这项法案的反击，G·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写了一本名为《优生学和其他罪恶：反对科学组织国家的论述》（Eugenics and Other Evils : An Argument Against the Scientifically Organized State）的书，他在书中嘲笑优生学家干涉他人生活的样子，“这就好像一个人有权像做化学实验那样强迫并奴役其同胞。”
在这个时期，高尔顿发起的运动传播到了美国，这主要是来自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达文波特（Charles Davenport）的努力，他曾是《生物测量学》的编辑，直接从高尔顿、皮尔逊那里了解到优生学及其统计学观点。在1910年，达文波特在纽约冷泉港建立了优生学档案室，和高尔顿实验室一样，这个办公室也不断地从数十万研究个体身上收集社会和身体特征。运用高尔顿和皮尔逊的研究方法，达文波特大量出书并论证跨种族婚姻、接受“劣等”血统国家移民的危险性。

1938年左右的这则德国海报上标注了这么一则话：“一个遗传缺陷患者的一生将耗费社会6000万马克，这其中便包括你的钱。” © Hartford Courant达文波特还成立了美国高尔顿协会，网罗了一批人脉广、影响深的学界优生学家。他们运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左右了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研究方向，并帮助自己到处游说，最终成功地针对患有精神疾病、身体残疾的人群，或其他任何被当作是社会负担的人群颁布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禁止婚姻、限制移民和强迫绝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