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理论的诡异魅惑

利维坦按：
最近在重看《维特根斯坦传》，你会发现，“世纪末维也纳”既孕育了勋伯格无调性音乐、克里姆特等倡导的“青春风格”运动、鲁斯的“去装饰性”建筑，同时，这里也是纳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地。正如书中所言，这时的维也纳简直是“研究世界毁灭的试验场”。
维特根斯坦自幼家境优渥，衣食无忧，但自少年就有一个关于自我之存在的困扰：天才包围着自己，自己没有天才。因此，当他看到魏宁格的著作时便深深被其吸引——维特根斯坦认定，必须在意志和冲动之间做出选择，如果遵循意志，那么他必须让自己成为男人的最高类型——天才（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不天才，毋宁死。这也是维特根斯坦为何一直在考虑自杀的问题根源所在）。
所以，当你从纳粹那里听到“Lebensunwertes Leben”（不值得活的生命）时，是否感觉内在逻辑上很耳熟？我并非强调维特根斯坦的思考路径和纳粹的某种巧合与相似，而旨在提醒读者，欧洲当时的整体社会、文化、科学和经济秩序，使得优生学理论，乃至后来纳粹的出现，成为了“偶然中的必然”。
如果说魏宁格、维特根斯坦的自杀考虑是针对（自我）天才或死亡的必选，那么纳粹则借由科学的外衣，大肆践行了“我来决定（他者）谁值得活”的问题。
2018年初，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校领导惊奇地发现，一些“种族歧视科学家”和新纳粹分子早在4年前就开始在这所大学里举办一个名为“伦敦人类智力研讨会”（London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ce）的秘密会议。
该研讨会的存在本身实属意料之外，但会议的选址却是意料之中。因为伦敦大学学院正是20世纪优生学运动【纳粹“种族卫生”计划（Racial Hygiene Program）的前身】的震中之一，优生学之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及其聪慧的学生们，还有同时期的优生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罗纳德·费希尔（Ronald Fisher），他们都与这所学校有着深厚关联。
为了回应人们对该会议的抗议，伦敦大学学院于今年6月宣布撤销高尔顿、皮尔逊对教学楼和教室的命名。在遭到了类似的反优生学声讨之后，统计学会会长委员会重新命名了一年一度的“费希尔研讨会”（Fisher Lecture），随后进化研究协会也重新命名了他们举办的“费希尔奖”（Fisher Price）。学术界的这一系列举措就相当于推倒了一座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同盟的雕像，并把它丢进大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