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理论的诡异魅惑(2)

阴暗的先知们：卡尔·皮尔逊（左）将优生学称为“人类有针对性地进行自觉的进化”，他还说弗朗西斯·高尔顿（右）是以一种先知的热情在理解这种进化。 © Cheese Grater Magazine而不同于推倒一座美国南部地区的白人至上雕像的是，想要净化残存于统计学（Statistics）中优生学家们如幽灵般的过往，并不是一个能直截了当完成的任务。
打个比方来说，这就好像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军将领“石墙”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提出并发展了量子物理学——如今我们掌握的统计学知识绝大部分都来自高尔顿、皮尔逊和费希尔的研究工作，而他们的名字又大量出现于统计学的基础概念中，比如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费希尔信息（Fisher Information）。尤其是统计学中饱受批评的统计显著性（Statistical Significance）概念，围绕这种全凭经验的研究是否有发表价值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如果追根溯源，这也与三位优生学家有直接的关联。
在理想情况中，统计学家当然希望能把这些学术工具与其发明者的生平、时代背景分割开来。如果统计学能不掺杂任何历史遗留问题而存在就好了，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
统计学就像科学家研究现实世界问题时用到的一枚镜头，它总是要被持有者的指纹蹭脏的。事实上，统计学思维与优生学思维是紧密相连的，很多统计学理论问题及研究方法都可视为优生学的残留——比如显著性检验（Significance Test）就是为了明确人种差异而设计的——当初都是为了支持优生学理论而发展出来的。
可想而知，显著性检验与其发明者的名望一损俱损，随之一起崩塌的还有统计学作为一门客观科学的完美形象，这正是那三位优生学家留下的又一个学术遗留问题。高尔顿、皮尔逊和费希尔的工作并不只是往一个工具箱中不断添加工具而已，为了服务他们的社会政治议程，他们确立了统计学家的权威地位，即一个基于数字说话的裁判，他们进而宣称这个裁判天生就是公正的，因为统计分析其实就是毫无偏向的数字运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