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邓小平时代》，把李敖文字引进大陆……李昕：一生一事，书比天大(4)

这或许本是用来将年轻人一军的提议，但李昕愿意一试。
他旋即与杨义商量，找了几位专家为这套书写推荐信，去当时的国家教委几番奔走，终于获得了批准。以教材的身份出版后，《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了销量达到几十万册的畅销书，这段经历成为李昕职业生涯初期的高光时刻。
很多年以后，著作等身的学者杨义告诉李昕，如果当时第一卷50万字书稿无法出版，或许他就改行了。
小众与大众
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可能李昕也会改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热”与“下海潮”也曾让李昕动心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书桌。
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位主管图书发行的副社长退休，时任社长陈早春提议让李昕接任。但李昕拒绝了这个升迁的机会，他不愿离开编辑岗位。
1996年，李昕被公派至香港工作。在香港三联书店，他从副总编做到总编辑，彻底更新了自己对出版业的认知。回头看时，他把在香港工作的这八年，视为自己从编辑成长为出版人的关键。
在香港时，他开始恶补文学之外的其他领域，包括英语，在实践中不断打开眼界、拓宽思维。
原先出版上百万字文学理论大书的李昕，在香港出版过一套《管理精要》。这套14册的丛书，每本只有2万字，内容也极为简单，就是逐条列出要点的操作手册，比如，告诉读者会议要如何主持，会议期间做什么工作等。
这是他从未接触过的生活实用类书籍领域。“两地读者的需求不同，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城市里，阅读受众很多来自白领阶层。他们需要高效、便捷、直白的指导类书籍，题外话一句不说。”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香港职场的主流氛围。在北京时，李昕与许多出版社的同事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但在香港，追求工作的效率似乎成为唯一的目标。他开始慢慢理解这种职业精神，并从中汲取养分。
2004年，李昕奉调回到内地后，进入北京三联书店继续工作。彼时，中国出版集团成立，北京三联书店加入集团，这意味着出版社开始转企改制，集团对三联书店提出了营收目标。
李昕是带着任务加入北京三联书店的，香港的工作经历带来许多启发与灵感。他急切地想要“对表”，希望这间素以“小而美”著称的出版社能够跟上极速前进的市场时钟。
刚到三联时，李昕对同事们讲了几句话，内容提到了“大众”，有人善意地提醒他，在三联是不能提这两个字眼的，这是某种内部的忌讳。作为知识分子精神家园的三联书店，始终秉持小众的学术气质，很少涉足实用性较强的大众生活类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