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邓小平时代》，把李敖文字引进大陆……李昕：一生一事，书比天大(6)

李昕和同事们分析了作者傅高义的心理，认为比起报价高低，他或许更在意新书在中国大陆出版时的面貌。此时，他们收到了新的要求——入围第二轮的5家出版社需针对书的内容，写一份编辑设想。
“我们猜测，傅高义是想知道我们将会如何对待他的著作。”李昕说。
在几次提交的方案中，三联小组始终坚持的主旨是，将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尽最大努力保持这本书学术成果的完整性。
最终，傅高义选择了三联。
但此刻尚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成功，接下来需要面对的是庞杂的编辑工作。李昕先是联系了一位自己的老朋友，这位党史专家以个人名义帮他看了几章稿件。心里有底后，正式与主管领导见面时，李昕直接探讨了“破例”保留书中几章涉及敏感内容的可能性，恳请尽量保全完整书稿。
多番沟通后，最终提出了近600条修改意见。其中绝大多数被傅高义本人接纳，但有44条意见他仍不同意删改。经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甘琦作为第三方出面，与傅高义逐条讨论后，他又接受了26条删改意见。
之后，这个数字又降到18条。此刻，三联书店只能再次与上级部门反映情况，最终，确定了18条中只有两条必改。为了这两条修改内容能够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说法，邮件频繁往来了三四天，新书才得以开印。
“我们需要有一点担当，需要有智慧和判断力，什么可以保留，什么必须得删，这个界限要清楚。”李昕说。
关于界限，他有超越许多同行难以企及的把控力。李敖的书后来在大陆许多出版社都出版过，但他总喜欢拿李昕当年出的版本去比较，“你怎么删得就是比别人少？”
“做编辑需要有足够的自信，也需要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就是要有胆有识。因为有一点敏感就轻易放弃好书，那是不足取的。应该相信自己有能力处理好敏感问题。”李昕说。
李昕常常提及自己的“作者缘”特别好，许多人最开始只是工作交往，渐渐地总能成为至交好友。他将其归功于出版平台的声誉，但这种绝对信任，更多来自编辑处理稿件的分寸与尺度。
学者刘梦溪曾对李昕说，“我不跟出版社，我只跟你这个人”。因为即便成了出版社的总编辑，只要是关于作者的事情，李昕依然能够做到“亲自去办、立刻就办”。
他给自己定下规矩，作者的来信，回复的速度是“不过夜”；作者的来稿，答复通常不超过一个月。即便不采用稿件，也绝不耽误对方转投他处。
“永远不要怠慢作者。”李昕说，这是他多年来奉行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