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社会性死亡”，成为杀人不见血的武器！(2)

因此，面对误会或者矛盾时，当事人双方应该首先进行充分的沟通，通过科学查证来澄清误会。在无法通过沟通达成协商一致时，可以借助第三方力量进行调停或是诉诸法律。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当事人也要审慎利用网络曝光的权利，更不能以公布他人隐私的方式来施加压力。因为，自我权利的捍卫不能以牺牲他人的权利为代价，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侵犯他人隐私，甚至是宣称要让他人“社会性死亡”。
制造他人的“社会性死亡”
小心裹挟情绪的伪正义
我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明确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其中名誉权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第一千零二十四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除此之外，《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也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显然，以“社会性死亡”为目的的信息传播行为，不但可能侵犯名誉权，也可能侵犯隐私权。

新媒体时代，新兴传播渠道，无疑扩大了大众对外公诸其诉求的机会。新型媒介的发展方兴未艾，我国对其采取的监管措施，相对包容宽松。然而，有些网民不能误认为 “动动手指”、“敲敲键盘”，便可以随意践踏他人的正当权利。
面对他人恶意制造的“社会性死亡”，个人要学会依法维权。诸多“社会性死亡”事件中，利益受损者往往缺乏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公众处理个人信息时，要明白个人行为“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进行与处理目的无关的个人信息处理。”实际上，即使基于个人同意而进行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也有权撤回其同意。但遗憾的是，很多类似事件，有的人往往在沉默中任由个人信息在网络中传播。
其次，“社会性死亡”之所以颇具“威力”，和助推事件发酵的传播主体缺乏责任有关。无论自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具有“赋予人和事物知名度”的作用，故而要肩负起必要的把关职能。尤其当事实真相澄清后，发布信息的平台应及时对相关不实信息予以删除处理，而不是让带有侮辱性的信息继续传播，收割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