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山《三家巷》：青春叙事，以及现代广州的童年(7)

谁能逃出历史的操纵与命运的拨弄呢？谁能具备超越历史局限的先知先觉呢？周炳不能，不同道路方向、不同党派选择、不同救国方案的追随者周金、陈文雄、何守仁、张子雄、李民魁、李民天、陈文英、陈文娣、陈文婕、周泉，都不能。走哪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很多时候像是掷色子撞大运。书中前半部，在欧阳山其实不掩饰对这帮年轻人的喜爱和理解同情，在盟誓、换帖等章节里，他塑造了一群对新中国未来充满信心、幻想、立竿见影地改变的青年人形象，他们如此青春，如此热血，如此激情，他们开出来一个又一个的疗治中国痼疾，让其走向繁荣富强的救国药方，他们也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辩论。他们的情绪是昂扬的，语言是诗意的，思想是全新的，表达也是全新的，亦新亦旧的一代曾经比将近一百年后的我们更西化更罗曼蒂克，自然更有担当更革命更敢于舍生忘死。
革命！是的，革命是为当时的社会风潮、时代主流、青年方向。彼时的广州，彼时的中国，彼时的欧洲，彼时的世界，全球性的向左转，劳工神圣、反帝爱国、苏俄导向的“革命”大潮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全球同此凉热，广州成为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国民革命中心，是革命的大本营、“革命策源地”。国共两党一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使是国民党之中，左派也占据着话语权。鲁迅也是因为收到“革命”的吸引和召唤，于1927年1月18日到达广州，任职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欧阳山也正是在鲁迅关照下进入文学系做旁听生，并参加了1927年3月14日在当时中大附近惠东楼二楼太白厅（今越秀南路一八六号东如茶楼内）举行的“南中国文学会”成立大会座谈会。欧阳山在《光明的探索》一文中有专门介绍。
1926年秋冬之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让鲁迅充满憧憬，感奋“情形很好”“欢喜非常”“极快人意”，到1927 年年初，他由厦门大学入粤之时，他感觉此时的广州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说耳闻不如目见，他在中山大学学生会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就指出了广州政治形势的危机 “我觉得广州还是旧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说是‘革命’，就像满街红布标语中用白粉写的字——‘红中夹白’，这种‘革命’真使人有点害怕……”“广州地方实在太沉寂了”。初到广州的鲁迅判断对了形势，但开出的药方却是继续为“革命”鼓与呼，为“革命”加薪助燃、添柴加火，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作《读书与革命》的讲演，写《中山大学开学致语》等文章，鼓励在校学生“须有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兼顾革命的魄力的力量”，否则，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