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山《三家巷》：青春叙事，以及现代广州的童年(8)

当然，鲁迅所言的“革命”其实是五四精神的延续与延伸，并不仅仅是现实层面的反帝反军阀反殖民反买办反地主，而更多着眼于对旧制度、就习惯、旧思想的革命，呼吁青年学生“向他们开火”“向他们进攻”，他没有预见到政党政治的残酷性和你死我活。鲁迅来到广州不过四个月，国共迅即破裂，清党事起，“四一五”大屠杀发生，据当时报载，当天逮捕2400多人。鲁迅后来反省自己对“革命”残酷性的认识不足，他痛悔自己曾经的鼓吹革命，何尝不是做了帮凶他在写于1927年9月4日的《答有恒先生》一文中，承认自己大革命失败以后沉默了，“大原因之一”是感到了“恐怖”，“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恐怖’”，也痛恨自己在“吃人的筵宴”中，“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进而，他在20天后的9月24日所写的著名的《小杂感》中，更愤激地发出对以“革命”之名各种暴行的控诉：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还是在《答有恒先生》中，鲁迅也表达了自己对青年这个阶层的终极认知，“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时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
无论是对革命阵营分裂导致清党的残酷性，还是当时青年走向分化，欧阳山《三家巷》中都有具体描写，鲁迅在广州不到1年，但他留下的文字，却为这部作品做了令人信服的例证，或者一定程度上成为文史之间的一种互文。同时也让人感觉，欧阳山作为历史当事人，作为鲁迅的学生，鲁迅先生的影响其实是深刻的。鲁迅的精神资源，他的不妥协不中庸，他的爱憎分明，他的对于文学功用的理解和对“革命文学”口号的有所保留，对欧阳山都产生了影响，让他并没有把《三家巷》这样一部史诗题材写成一种传声筒、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流行模式，而是让我们看到了十七年文学另外一种方向，另外一个传承——尽管这样的方向并未成为主流，所以今天读来才格外可贵，上溯广东文学、岭南文派、南中国写作的范式，才有了一种可资凭借和言说的现代的源头活水。
在当时的革命叙事中，作品写出了三家巷中的小伙伴们置身时代洪流中的应激反应，他们的表现、思考、争论、挣扎，他们的选择、分化，他们新生、沉沦或者自救、自救的努力，再也生动不过地为现代革命与地方历史做了一份文学的旁注：既是宏大叙事的，也是民间叙事的；既是革命叙事的，也是日常叙事的。在时代的激响为主流声音的同时，欧阳山写出来一种众声喧哗。书中安排了若干场合的对手戏、对话场、对辩局，无论是父辈陈万利与何应元时不时交换时局的意见，还是陈文雄与何守仁时不时交流并发表对形势走向的分析，都是书中精彩的部分，四人的身份、性格、性情、口吻、神态全都栩栩生动，惟妙惟肖，最重要的是通过这四个通天人物的信息交流与判断互动，高度概括性却又全面客观地从买办和地主官僚这两个社会阶层、两代人的口中，比较真实地还原了当时若干重大事件的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