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激素测定方法却放弃专利，获诺奖后，她还要成为世界最佳(2)

她是野心勃勃的玫瑰，即使扎根于贫瘠的土壤，也要将枝桠伸至天际。
成为小学老师，还是物理学家？
罗莎琳家族中的数位女性，皆有一身“反骨”。外祖母贝尔莎（Bertha）出生于显赫的德国上流家庭，却违抗家族命令，嫁给一名商人，并随之来到美国。在贝尔莎的6个孩子当中，克拉拉（Clara）——也就是罗莎琳的母亲——是最叛逆的一个。克拉拉的聪颖、坚强与其母亲如出一辙，选择的伴侣也同样是个勤奋踏实的商人，名为西蒙·萨斯曼（Simon Sussman）。
萨斯曼夫妇组成了一个典型的犹太家庭，定居于素有“东欧移民的大熔炉”之称的美国纽约城曼哈顿下东区，并在1921年迎来了他们的女儿罗莎琳·萨斯曼。罗莎琳执着坚定，自信且无畏，被她的兄长戏称为“蜂后”（The Queen Bee）。
虽然萨斯曼夫妇未曾读过高中，但他们的两个孩子有出众的学习天分。罗莎琳进入亨特学院（Hunter College，现纽约城市大学）就读，这是纽约市教育系统中一所专为女子而设、学费全免的学院。她在数学和化学学科上表现出色，而在学校物理教授赫伯特·奥迪斯（Herbert N. Otis）和杜安·罗勒（Duane Roller）的影响下，罗莎琳对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物理学，尤其是核物理学，是时下最热门的研究领域。按照罗莎琳的话说，“似乎每一项重大实验的产出都伴随着一个诺贝尔奖。”玛丽·居里（Marie Curie, 1867～1943）的自传一经问世，罗莎琳便将其奉为珍宝，认为它是“有抱负的年轻女科学家们的必读书目”。在1939年1月，恩利克·费米（Enrico Fermi, 1901～1954）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举办了一场以核裂变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这引发了有关核战争的恐惧与忧虑，也同时为放射性同位素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打开了广阔空间[2]。罗莎琳参加了这场研讨会，被费米的演说深深感染，从此在内心埋下了研究放射性同位素的火种。
1940年是罗莎琳在亨特学院度过的最后一年，她开始谋划未来的道路。罗莎琳怀着满腔的热情，想在核物理领域继续深造，但父母希望她从实际出发，安分地当一名小学老师。毕竟在当时，一个犹太女学生想要入选不错的研究生项目并获得经济支持，好似天方夜谭。果不其然，罗莎琳申请的学校接连发来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