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澜|戴着面具跳舞：周代傩礼与方相氏

如何科学地防疫、治疫成为时人备受关注的话题。然而，在缺乏疫病科学知识的古代中国，驱疫仪式往往成为疫情应对的一个主要方式。以驱疫为核心的傩祭仪式绵延时间最为悠久，它遗存至今，衍变成为中华大地上某种以除旧迎新、纳吉祈福为核心功能指向的地方民俗文化，如傩舞、傩戏、地戏等。宋代高承《事物纪原》“驱傩”写到：“周礼有大傩，汉仪有侲子。要之，虽原始于黄帝，而大抵周之旧制。”也就是说，后世的傩礼、傩俗大多沿袭的是周代傩仪。周代傩仪成为这一逐除习俗的样板。

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方相氏》
周代傩仪是作为一种国家礼制来展开的。《礼记·月令》有载：“季春之月，命国难”；“仲秋之月，天子乃难”；“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学界认为此处“难”是“傩”的假借字。）孔颖达、贾公彦等把“命国难”释为“唯国家之傩”“命有国者傩”；“仲秋”之“天子难”则是专为天子而设置的傩礼，而“季冬”之“大难”则是全民参与。可见，作为国家礼制的周代傩仪已渐趋完备，不仅分不同时节举行，且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驱傩仪式规制。
作为古傩仪式的执行者，方相氏无疑举足轻重。关于方相氏，有这样两条记载：
方相氏，狂夫四人。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壙，以戈击四隅，驱方良（魍魉）。
上述记载的方相氏出现在《周礼·夏官》条类中。“夏官”属军职，执掌军事：“夏官司马第四。”郑云：“象夏所立之官。马者，武也，言为武者也。”也就是说，方相氏本是武官，从属于军队夏官编制。只在傩仪展开的特定情境中被列入春官大宗伯职下，而“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由此，傩礼情境赋予了方相氏礼官身份。
驱傩情境还赋予了方相氏类巫师的身份。这重身份同样受到驱傩仪式情境的严格规约。在“时难”中，方相氏“索室驱疫”，驱除因阴阳之气的变化而出现在居室之中给人体带来各种疾病祸害的疫鬼；在“大丧”中，驱除有可能存在于墓室之中的“方良”。郑玄注：“方良，罔两也，天子之椁，柏黄肠为里，而表以石焉。《国语》曰：‘木石之怪，夔，罔两’”；宋代高承《事物纪原·石羊虎》云“罔象好食死人肝脑”。也就是说，方相氏在墓室里驱逐的是喜欢吃人肝脑的木石之怪，以免其干扰死者的灵魂。因此，无论是按“月令”“时难”还是进行“大丧”仪式，方相氏身份的核心功能就是驱鬼、逐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