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庞，村庄》：闪光的劳动者与永恒的瓦尔达(4)

20世纪60年代巴尔特提出“作者之死”理论，起初应用于文学领域而后延伸到纪录片创作中，强调作品的生成即作者的死亡。而《脸庞，村庄》则具有强烈的反作者之死论色彩，它强调的正是作者现实生命有限而在艺术作品中却能永恒延续。
结尾瓦尔达去拜访同样作为法国新浪潮代表人物的挚友戈达尔，戈达尔在家门口留下了他们的回忆作为暗号，但并没有与她相见，这令瓦尔达非常悲伤，当她坐在湖边一边回忆他们曾经度过的快乐时光，一边抱怨戈达尔“是个混蛋”，这时候JR安慰瓦尔达说：“戈达尔没有按照你对这部电影的叙述结构来见你，他的意思是，你继续你的创作，他继续他的创作，你们的作品会在预想不到的地方彼此交汇。”尽管肉体并未相见，但戈达尔通过这个小把戏以及瓦尔达对他的回忆，实际上已经参与进了这一影片之中。此时已进入尾声，观众则会恍然大悟，回顾之前的部分，发现戈达尔早已以其他方式介入其中——在卢浮宫，JR推着轮椅上的瓦尔达在画廊中随着音乐快速穿梭，瓦尔达手舞足蹈，他们正在重演戈达尔《法外之徒》中穿越卢浮宫画廊的经典桥段。尽管晚年时期，瓦尔达与戈达尔多年未见，但他们的情谊依然可以通过各自的艺术作品相连结，隐喻作者生命存在于作品之中。
在卢浮宫的画廊里，瓦尔达不断念出文艺复兴时期画家的名字，此刻他们都已长眠于地下，但作品保存完好悬挂墙上供世人观赏，他们的姓名也被世人铭记，此处亦是言说艺术作品存在的价值之一，便是让它的作者永恒。

作者电影也必然是政治性的，尽管在采访中JR表示“瓦尔达和我都不是想以社会现状来揭示政治”，但实际上无论是退休矿工感叹日后的空虚，还是锯断角变高产的山羊，瓦尔达说：“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政治。”作为一名女性导演，区别于戈达尔等人，瓦尔达在新浪潮运动中聚焦到了女性议题上，早在19岁时瓦尔达已经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1971年她与其他人一同签署343荡妇宣言要求法国政府将堕胎合法化，并在1975年获得成功，同年，她拍摄《女人之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性》也为女性争取身体权益做出了贡献。在《五至七时的克莱奥》中女主角克莱奥借着镜中看见自己来消解对死亡的恐惧，以他人的目光来规训自己的身体，镜中人终究是虚像，当镜子破碎，她不再需要以虚像确认自我的存在时，反而获得了主体性，从恐惧中解放，从“被看”走向“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