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失忆》：如果不能全部记住，起码要了解一点遗忘的东西

本文选自文学评论家克莱夫·詹姆斯用了四十年时间完成的《文化失忆：写在时间的边缘》，该书由近百篇评点历史人物的文化随笔构成，贯通哲学、历史、政治、文学和艺术。詹姆斯提醒人们，使文明成其为文明的人文主义若要在新世纪得以留存，继承者们就不能放弃对过去的记忆。本书试图召回、感知和审视二十世纪动荡的精神生活，以此抵抗遗忘，并重新建立联结。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维也纳充分表明，海纳百川、硕果累累的思想土壤并不局限于大学校园。它不仅比校园更宽广，在很多方面还要更有趣。在维也纳，思想不需要考试，学习是自发的热情，智慧是随时可用的通货。如今阅读描写昔日维也纳的作品，你会被带回到那个理应重现的时代：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时代。不是先接受教育，然后开始工作；教育就是工作，永无止境的工作。对于几代作家、艺术家、音乐家、记者以及各行各业的脑力劳动者来说，维也纳的咖啡馆就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时有很多咖啡馆，尽管每个年代都似乎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被认为是艺术精英们活动的中心。咖啡馆的常客们睡觉的时候也有家可回，但在其余时候咖啡馆就是他们的家。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咖啡馆就是他们的实际通讯地址。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咖啡馆的顾客都是犹太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38年3月，当德奥合并给一个时代画下句号—弗洛伊德称之为“奥地利的终结”（finis Austriae）—咖啡馆作为民间大学的伟大岁月也就结束了。
这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段伟大岁月最初为何得以成就。
在德国，哪怕是在希特勒废止犹太人的完全公民权之前，学术界里也有一个事实存在的配额制度，让有犹太背景的人很难获得教职，不管他们多么有能力。（这种偏见甚至延伸到了学科之间：比方说，核物理学之所以有这么多犹太教工，主要是因为它被视为次等学科。）在奥地利，这种配额制度以法律、禁令、限额的形式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大学之外对学术和人文主义的追求更甚于大学校园内，奥地利比德国更是如此。或许有人会说—在今天，奥地利的特权阶级中间仍然有人这样说—犹太人被拒之门外反而因祸得福。这可不是什么福。侮辱真实存在，怨恨难以磨灭。但对我们大家来说却有一个确定无疑的收获：几代犹太文化人无须把精力浪费在撰写深奥晦涩的博士论文上了。他们转向新闻行业，使用朴素的语言，进行直接的观察，发现了取悦读者的必要。取悦的必要有时会成为学问的敌人，但在更多时候，学问的敌人是写出仿佛除了导师之外不会有人再读的东西，而导师之所以当上导师也是因为写过同样的东西，这种写作是一种致命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