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失忆》：如果不能全部记住，起码要了解一点遗忘的东西(2)

1938年，从德占奥地利逃亡—如果所有犹太人都及时逃离就好了—已经不是犹太知识分子第一次四散到世界各地了。它在1933年的德国各大城市发生过，在多年前受俄国压迫的波兰发生过，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也发生过。每一次逃亡中，对自由的压制就像开花炸弹一样，而犹太人就是四分五裂的弹壳，是飞出最远的弹壳。这些地区性的灾难积累起来反倒对全世界有益，所以我们得换一种比喻，把它比作种子荚。英美在接收卓越流亡人士的过程中大获裨益，但我们也不能忘了像我的祖国澳大利亚这样的小国家。澳大利亚的文化与艺术界因为这些漂洋过海的犹太人而发生巨变。在新西兰，流亡的卡尔·波普尔教授得以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的原理加以阐发，是因为他终于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能够记住敌人了。在还算开明的民主国家，人文主义文化也因为接收了犹太人而发展迅速。
被迫流亡的新移民社群是以色列国家从构想变为现实的一大因素，这一点更是毋庸赘述。西奥多·赫茨尔最早在维也纳提出了这一想法。正如列宁把建设共产主义国家的设想从维也纳一路带往俄国，赫茨尔也把建立犹太国家的设想从维也纳一路带往了巴勒斯坦。如果历史不是这样演变的话，赫茨尔的构想也许就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一样了—纵然声名赫赫，终究未脱书卷。我们甚至可以对阿道夫·希特勒下同样的判断，他早年在维也纳的那段时期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建立一个没有犹太人的世界。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犹太人并不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终于有那么一天，他们自己也被认为是—有时的确如此—加害者。信奉自由的犹太人越来越注意到，独立建国的一个惩罚就是变得和其他国家没有两样。但是，犹太人的命运以及随之而来的成就会成为本书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而这是有充分原因的。没有什么比犹太人的例子更能证明思想难以扼杀。同样也没有什么例子能更惊人地展现出多股力量合力杀戮之邪恶。尚有一线希望的空间，但已无一寸感伤的余地。一本讲述二十世纪文化的书，如果不去反复讨论文化险些彻底毁灭的过程，那就根本不值一看，尽管人类对自我精神升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使得这个话题永远值得一写。也许可以有一本关于维也纳的赏心悦目的故事书，且命名为《世界村维也纳》（It Takes a Village）吧。
但这还远远不够。作为研究二十世纪文化的出发点，维也纳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但这建立在一点之上：这个理想城市是真实存在的，拥有现实世界的一切纷繁复杂，是任何美梦都疗愈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