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失忆》：如果不能全部记住，起码要了解一点遗忘的东西(4)

优秀的才子、散文家和剧评人阿尔弗雷德·波尔加的很多作品都没有外文译本，也许永远也不会有，因为他的散文有着最精致的诗歌才会具有的精炼与准确。但我们仍能欣赏这二位所代表的东西，他们的名字也会经常出现在这本书里。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各个层次的文化成就都高度敏感—尽管就连思想开放的弗里德尔也不认为爵士乐称得上一种音乐类型—咖啡馆才子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熟悉皮特·阿尔滕伯格，一个以他们的标准来看几乎一事无成的人。阿尔滕伯格是个流浪汉，我把他放在本书开头—排在他前面的只有安娜·阿赫玛托娃，他很可能问她借过钱—不仅是因为他名字的首字母在字母表最前面，还因为这个古怪而不可靠的人活生生地证明了：思想未必会带来任何结果。对他而言，思想甚至不能带来一份工作。虽然他时不时把随想写成文章赚点钱，但这些钱马上就会花光，他不得不再向人借。
但他的存在提醒着那些更富足的知识分子们，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出于热爱。
维也纳现在空荡荡的。你可以在歌剧院度过愉快的一晚，春天可以在花园里喝新酿葡萄酒，美景宫美术馆的克里姆特厅和希勒厅仍然是世界各大美术馆中的著名展厅，哈维卡咖啡馆的墙上仍然可见弗朗西斯·皮卡比亚用来抵账的画作。但是“二战”之后，跃动的人文情怀只能以齐特琴琴弦上《第三人》（The Third Man）主题曲的形式回归。哈利·莱姆的掺水青霉素重创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界—那是不可逆转的精神损害的毒汁。巴黎也没能完全从德占经历中恢复过来，尽管法国知识分子不这样认为，还会就这句话和你争执不休。人文主义在有些城市从未扎根成为其底蕴的一部分，但恰恰在那些城市，人文主义复兴得也更快。柏林的文明在纳粹兴起之前肤浅浮躁，但是当柏林和维也纳最后的纳粹党人总算脱下制服后，柏林在战后发展得反而比维也纳还要好。在东京，战前的咖啡馆文化—和维也纳惊人地相似，就连黄铜框架的弓形窗都是效仿阿道夫·
洛斯的简约风格—都和1945年3月的东京大轰炸一起化为灰烬，但他们当年只是学了点西方的皮毛。早在麦克阿瑟将军这个“访问国王”开始统治之前，西方自由创造的影响就像一股新旋风卷土重来。这股旋风造起高楼大厦而非将之夷为平地，点亮而非熄灭华灯，并加速了（以一种比较无害的方式）1870年明治维新开启的改革进程，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一个能将任何文化变成人文主义的过程，尽管日本右翼势力放下陈旧观念的速度堪比慢动作回放的茶道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