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的历史：种痘技术19世纪如何传入中国(3)

邱熺，即西方人所熟悉的A.Hequa或Dr.Longhead，是中国最著名的痘师，因为他是第一部、也是最有影响的关于接种牛痘的中文著作的作者。他的书出版于1817年，在皮尔逊的中文译本之后。这部《引痘略》，经常与别的种痘著述合在一起，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多次重印。邱熺是南海人，32岁在澳门受雇于英商时听说了这个新的技术。因为他从未出天花，“洋医”给他种痘，接着他“既行之家人戚友，亦无不验者。于是洋行好善诸公，以予悉此，属于会馆专司其事。历十数寒暑，凡问途接踵而至者，累百盈千”。邱熺能够成为种痘大师，拥有权威，不仅是因为他有著作出版，而且在于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他为政治精英提供服务，更在培养本地和外省的徒弟之外，培养自己的子侄及其徒弟成为在全国有着声望的邱氏“世业”的继承人。
在第一批广州接种牛痘的痘师出现后，种痘很快在广州地区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当地行医者加入到了这一活动。皮尔逊，这位英国外科医生似乎一开始就有一种策略，后来证明是成功的：“它对于种痘的传播及延续，绝对有益。对于从事此业，对于在广州及附近农村进行广泛接种，以及对于在指定地点种痘的那些中国人来说，种痘成了声望和报酬的来源。”半个世纪后，在广州行医的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医生嘉约翰（John Kerr, 1824-1901）记述到：“现在很多人全身心投入这一事业，对保存疫苗持有兴趣，因此不存在曾经有过的疫苗失传的危险。一些人从种痘中大发其财，那些最早投身其间者，在他们的同乡中间，被视作生命的赐福者，声名鹊起，令人艳羡。”在英国医疗人员的默许下，第—批痘师很快抓住了以传入这项欧洲技术带来的致富和邀誉的机会，而英国医疗人员只是希望吸引更多的当地行医者，以维持住这种技艺和牛痘苗不致中断，尤其是当他们的活动被局限在澳门和广州的时候。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痘师在广州接受新教传教医生的培训。嘉约翰在1866年写道：“（广州）医院也鼓励学生进行种痘活动。”在1868年的报告中，他告诉读者，两位来医院寻求鲜活痘苗的当地痘师“在诊所接受学习”。对19世纪某一时间的广州痘师数目进行估算，是件困难的事，尽管有海关医报说，1870年“在广州有五六十位职业的痘师，现在该城市约有半数的儿童已经接种了牛痘”。
接下来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么多人出于什么原因对接种牛痘有兴趣。一个明显的答案是，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营生。我们已经看到皮尔逊和嘉约翰所观察到的广州地区早期的痘师是如何的名利双收。对于接种价格问题，有一条有趣的线索，来自伦敦会的著名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他在1850年与当地的一位医生的对话中了解到：“他认为在（广州）附近几乎所有的儿童都已种痘；并知道当地数位进行种痘的医生，向每位接种者收取50钱至1银圆。”广东医生黄宽(1829—1878,他的英文名是Wong Foon)，是第一位在英国拿到医学学位的中国人，他在海关担任医官，也在1878年报告说：“当痘医被住家召来种痘时，他通常带一个（已接种并且已出痘的）孩子以便进行疫苗接种，通常收取50钱或1银圆，而对于提供痘浆的小孩则给予25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