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苗的历史：种痘技术19世纪如何传入中国(5)

1861年在广州西面肇庆布道的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纪好弼(R.H.Graves)也注意到，“中国医生被迫雇用穷人的孩子去进行牛痘的接种”，因为富裕家庭“对于让人将自己孩子的痘疱戳破以取出痘浆甚是忌讳”。黄宽在一份1878年的报告中解释说：“中国的母亲们反对从她们的孩子手臂取出痘浆，她们认为这样会有伤元气。”这—想法在中国传播极广。上海的《申报》1874年有篇文章认为，孩子们在种痘后多不回诊，怕痘师取出痘浆；父母更宁愿自己把小儿的脓疱抓破，让痘浆在皮肤上流淌，以避免痘浆被痘师取出转种，因为他们相信小儿会因此失去元气。这种态度解释了为什么为了保证有连续不断的牛痘苗供应，必须对穷人的孩子进行免费的及酬报性的种痘，这种优惠是为了持续取得新鲜痘浆所付出的代价。一些打着慈善家旗号的私人痘师，实际上是精明的商人，从种痘和牛痘苗生产中获利。
19世纪70代初的北京有疫苗荒，“仅一个在天津和山西太原府有（痘馆）分号的当地痘师……可以保证供应”。这些种痘馆解释了为何私人种痘的价格如此昂贵。
种痘业的丰厚利润吸引越来越多的冒牌儿医生。邱昶在1852年抱怨道：“近来我的名字被人无耻地假冒。”在广州的嘉约翰以及在肇庆诊所的纪好弼注意到，19世纪60年代初，当地的行医者使用的牛痘苗并不总是健康的，在种痘后天花发作的病例很常见。对庸医为获得更大的收益使用变质或是无效的牛痘苗，甚至以人痘取代牛痘的埋怨，在广州的种痘书籍和新闻报道中常见，这些作法不只在广州，更遍布全国。19世纪整个中国包括台湾的一个普遍趋势是，当种痘流行且有利可图时，江湖郎中们纷纷登场。世纪之交，广州的情况已非常糟糕，以致著名历史学家、广东人陈垣（1880-1971)呼吁痘师应考取执照。
那么当时中国本土痘师是如何促进他们的营生呢？我认为，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采取了源于传统的新策略。他们的策略包括两部分：精心打造一种部分是建立在传统医学基础上的、新的、中西结合的技法和用词；提升种痘作为一种行业的社会声望。有关种痘的书籍在这里起着关键作用。

邱熺重新将传统医学与牛痘法结合成书，著成《引痘略》。邱熺有影响的《引痘略》是种痘本土化的一个范例，它将中医的语言和概念融入新的技术之中，最近，张嘉凤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皮尔逊教授邱熺19世纪初人们所知道的、基本的技法，包括各种持刀的方式，在植入牛痘苗之前切开手臂、观察脓疱以及转种牛痘苗的方法。以这些知识为基础，邱熺使用了针灸用语，将手臂上的切口定名为穴位；借用传统的排出胎毒的概念释义脓疱；通过提供传统的术后复原的药方等等，将牛痘的操作“本土化”了。在附有小儿手臂穴位图的《引痘略》中，传统医学语言的精致运用完美地掩盖了两个重要的、与传统医疗主流做法的不同之处：通过流血的切口所进行的植入方式以及动物成分不是经由口而进入人体。另外，由于广州麻风病很流行，邱熺在书中还特别增加了一条，反对为患麻风病的孩子进行接种，以防止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