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弱文化的不朽者：人类学宗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文 | 阿明·马洛夫，法兰西学院院士，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
原载于《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法兰西四百年》，授权转载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跟他的前任相反，他对礼仪祭祀不会不耐烦和轻视。他用温情柔意的目光注视它们，使它们充满了美，他也兴致盎然照着做；甚至通过它们，解释年深日久的密码，努力理解人类社会。一切人类社会，没有例外，最贫弱与最辉煌的无不如此。
1974年6月27日，在圆顶下举行他的入院仪式时，他演说开头用了十分钟时间，详细比较法兰西学院庆典与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美洲印第安人的接纳祭仪。这一种既挑衅也好玩的方式，把他一生信奉的信条告诉了新同仁：人类学家的任务不是研究“野蛮”社会、“原始”社会或“异国”社会；他的任务说得简单些，就是研究人；其中当然有不同之处，但是从深层次来看主要还是一致的，这要超过一切不相似之处。因为在“他”中有我，在“我”中有他，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才会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
你们这个可敬的部落仪式—他对着惊讶的同仁概括地说—绝不因为它与某一个不知何时起源、不知依据什么、对伪装很自豪的族群相似而失去价值；恰恰相反，正因为如此，这些仪式更多了一种存在的理由、一种高贵的气势。“先生们，我来到你们中间，就像我认识的印第安老人，决心要为培养出他们的文化提供证明直到最后一刻，即使这个文化已摇摇欲坠，也不管有人说这个文化已回天乏术。”
列维-斯特劳斯从少年时代便对弱文化产生了温情。他自己的父母在他出生前夕度过一段惶恐与惴惴不安的时期。父亲是一位肖像画家，那时出现一门新艺术—摄影，正让肖像画成为落伍的东西，让他叫苦连天。一家人甚至为此决定迁往布鲁塞尔，那里有些显贵还是像从前那样，请人画上一张肖像画以示身份。这也解释了未来的院士1908年11月28日出生在比利时而非法国的原因。
整个童年时期，他看着父亲苦苦挣扎，后者要维持的这门高贵艺术而今被一项革命化发明压得奄奄一息。这也使他很早领会到进步的观念是复杂的，很难予以界定。变化并不总是一种进步，进步本身也有其两面性，一面光彩夺目，一面黯然失色。正因如此，他二十六岁时去巴西，发现亚马逊居民绝望地奋斗，试图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保持更长一段时间，这时他不是用昆虫学家的目光密切注视着一窝白蚁；他自然而然地觉得自己是他们的远房兄弟，对他们的焦虑感同身受。此外，1935年他在圣保罗第一次公开讲座，题目就是《进步的危机》，这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可惜这份讲稿已经散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