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弱文化的不朽者：人类学宗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4)

列维·斯特劳斯，1985年从三十二岁起，直到四十岁，处于这样令人振奋的环境中，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是个做梦也想不到的机会。他从巴西回来后，几乎还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如果哲学教师的生涯如他所期待与希望的那样展开，他的亚马逊之行也不过是他的历程中一桩偶遇而已。历史触动到了他最神秘的内心深层，让他有机会发挥最好的自己。
他在1948年从纽约回来，那时已完成了《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这部书立刻给他确立了人类学家的美誉，也部分促成另一个知识大工程即结构主义的兴起，并把列维-斯特劳斯看成是创建者之一。他本人一直不愿意当一个思想学派的旗手；从他的观点来看，“结构”这词的概念是一种探索工具，不是一种学说基础。他善于与此保持距离，当结构主义之风一阵吹过以后，他个人的形象并不因此有丝毫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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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出版一套丛书，其主题是反驳种族主义偏见，列维-斯特劳斯显然是理想的作者。他本人受过种族主义的迫害，那时就因为有一个犹太姓氏，被迫出国流亡；他具备必需的科学造诣，谈论这些问题带有权威性。还有，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不只是纸上谈兵式的学术讨论。他经常在著作中这样说，人类学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门普通学问，还是“对一种德智状态的修炼过程；这种状态起源于几世纪以前，被我们称为人文主义”。他于是兴高采烈、一丝不苟投入交代给他的工作。
《种族与历史》一书引起的热情持久不散，这与其他出于同一目的的约稿不一样。它也引起了争议。主要的争议产生于他与未来的学院同仁之间。那是罗歇·凯卢瓦，当时的知识大家、小说家、散文家和社会学家，熟知拉丁美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是个部门负责人。大家因而以为，他应该赞同列维-斯特劳斯的想法。但是他显得非常气愤，因为他把这看成是对西方的嘲弄。他写了一篇长文《逆反的幻想》，刊登于《新法兰西杂志》，文中嘲笑那些人，“他们选择了人类学，因为心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挑衅心理，促使他们喜欢原始造型胜过夏尔特尔教堂的大门，喜欢爵士乐胜过莫扎特，宁可让他们不信仰的鬼神附身痉挛，也胜过对自己和祖先羞于信过的鬼神顶礼膜拜。”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对自己的文明极不公正，甚至忘了到目前为止唯有它创造了他们自身研究的物质与精神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