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弱文化的不朽者：人类学宗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6)

作者对西方文明的抨击铿锵有力，对于伊斯兰文明也毫不留情。19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他出差到巴基斯坦，与伊斯兰文明有过接触。由于他不是说话打官腔的人，也不是日后被称为“政治正确”的人，他在书中的表述方式一如他平日作风，怎样想就怎样写。
他的做法与众不同之处，是经常把伊斯兰世界的缺陷与西方世界的缺陷对比来看。“面对尚处于我们管辖下的民族与文化，我们囿于同样的矛盾之中，犹如伊斯兰文明面对它的被保护人和外部世界。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有些原则足够保证我们自身的发展，却并不被其他文明看在眼里……比如伊斯兰文明在中东是宽容的倡导者，对于不皈依他们信仰的人却不轻易原谅，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信仰要比其他信仰不知崇高优越多少倍。”
更令人惊讶的是《忧郁的热带》最后一章附有这条建议，今天看来那么令人费解，以至于近几年来后出的几个版本在页脚加上了列维-斯特劳斯的一个注释：“不合时宜的考虑，犹如其他不少考虑一样；但是不应该忘记的是此书成稿于1954年。”那条建议是什么呢？那时候法国有四千五百万人口，“在权利均等的基础上”，把殖民帝国内两千五百万穆斯林也并入它的人口中。列维-斯特劳斯说，“如果它敢于这样做，跨出这一步，要比当年美国不愿一直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一个小省的做法还要大胆。当新英格兰的公民在一个世纪以前，决定同意让欧洲最落后地区和最贫困的社会阶层向国内移民，让国家淹没在这股浪潮下，他们是在进行一场赌博，而且还赢了，这一份赌注跟我们今天拒绝冒险投入的赌注同样大。”

这么一场豪赌会不会把法国压垮？这个谁都永远不会知道。但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建议证明了思想家的胆略、光明磊落的意图，以及高贵的天真。
这反正也没有引起什么大不了的争论。在《忧郁的热带》里有一阵清风、一种热忱、一份雅致、一片诗意，使这一类争论都显得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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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从某种程度上使列维-斯特劳斯名声大振，改变了他的器局。更有意思的是他是出于焦虑，在近于绝望情境下才写这部书的。
在他长期居留美国和发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以后，曾经接连两年申请法兰西公学院的教职，两次都没有成功。他愤怒、痛苦，深信在教育界不会再有任何前途，然而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他下决心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从第一页起：“我恨旅行和探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