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弱文化的不朽者：人类学宗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7)

他身边只有他的打字机和妻子莫妮克，在六个月内一口气写出了这部大作；莫妮克随时给他复读原稿。这部作品内容庞杂，有默想、杂文、旅途笔记、向星球倾诉自己的爱意、对环境破坏的愤怒。
这部书给他打开了所有他以为绝不会重启的大门。1959年，他凯旋进入法兰西公学院，在那里立即创建了他的“社会人类学实验室”。
“实验室”这个词值得在此多说几句，因为它显示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真正雄心壮志，这在他眼里是最重要的，但是大多数人并不领会，这使他很失落。当大家谈起他像谈起一位“诗人”，这也使他恼火，有点像克洛德·贝尔纳在一个世纪以前听人把医学描绘成一门“艺术”的反应。对于这位早年的先行者，他从事的这个学科应该绝对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要实验，要验证，要规范。列维-斯特劳斯在自己这个领域内也有同样的想法。完全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要把他的人类学研究所起名为“实验室”。
他的观点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绝对需要转化成真正的科学，而现在一直还是在僭用这个名称。比如在亲属关系或语言方面，一旦涉及人的先天精神状态与某一特定的社会中获得的后天精神状态，能不能建立通用的守则呢？
但是列维-斯特劳斯要走得更远，要远得多。他写道：“我深信人类社会像个人，在它们的游戏、梦想或疯狂中，从来不以绝对的方式进行创造，而仅限于在可能重建的理想拼图中选择某些组合。”把观察到的所有习俗，把在神话中想象的所有习俗都列出一张清单，“将会画出一张周期表，就像化学元素表，在里面一切真正的与只是可能的习俗以家族分类，我们只要对社会真正接受过的习俗加以确认即可”。
如果不把这种看法视为一种幻想，则它代表了一位研究人员至今能够孕育的最富有雄心和最引人遐想的计划。他孜孜不倦做的就是这项工作。
由此可见，关于他确实有过一种误解，在他生前一直延续，死后也未尝消除。因为他的读者，主要还是他的同胞，喜欢他的首先是作家的一面—他的语言、风格、气质、雅致，以及他的文学艺术知识；其次是思想家的一面；最后才是学者的一面。而对于他本人来说，重中之重应该是科学研究课题。
当他在蒙泰朗自杀后成为第二十九号坐席候选人时，法兰西学院内部也是以这样的“等级表”来考虑的。列维-斯特劳斯的文笔给他带来了多数院士的支持；他的学术见解有几人是赞同的，但是也有不少保留意见；至于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在一部分人那里引起有礼貌的好奇，在另一部分人那里则毫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