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盈盈：谈论性的快乐，是抑制性暴力的重要途径(8)

单读：那您会觉得整体的社会大环境是越来越开放的吗？
黄盈盈：不见得。你对比八九十年代跟现在，对吧？“开放”这个词我觉得很不好讨论，因为你是讨论政治层面，还是老百姓的生活层面呢？最近十年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层面的大环境（变化），很显然我们都能感受到，但要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老百姓的生活，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即使是老百姓的生活，现在的分层也非常厉害，“中产”这个词都已经太宽泛，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差异性非常大，整体看是异质性更强了。不过，看目前这扫黄局势，以后怎样，也很难讲。
单读：对，就是这种分层感。我觉得可能是我生活的圈层给我造成了一种假象，以为所有人思想上都更加开放，实践上也更加敢做了。
黄盈盈：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是敢做的人在社会上的可见度更高了。新媒体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尤其在性的议题上，给了人可以表达的空间，但是反过来说，新媒体上被我们所看见、所感受到的社会现实，其实可能仅仅是一部分人的社会现实。有一批人也是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他们不见得能通过媒体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很多的社会现实就这样被切割掉了。当我们的认识越来越依赖于被报道出来的东西，我们的意识就会产生假象。
单读：您会不会觉得，在性议题上，研究和现实之间尤其容易产生张力或发生脱节？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妓权”这个词是在您的书上，您写到一个小姐说自己其实挺享受做这行，但您也说到在一些会议上，有些学者对性工作者的态度是强烈的道德规劝和悲惨叙事。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想象跟现实的脱节，甚至研究者自己也不能避免这种误区呢？
黄盈盈：对于“妓权”这个词，其实是台湾何春蕤老师，她们有一套很强的论述。先不说性工作议题，因为在性领域里，不同的议题人们的接受程度不同，但是整体而言，性议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道德化非常重，又是很多人要面对的问题，所以非常容易引起社会情绪。
在性研究领域里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性的滑坡理论。比如，人们会这么想，如果这些人可以做小姐，那是不是在鼓励女孩做小姐，如果所有的女孩都去做小姐了，那这个社会不就乱套了吗？再比如，同性恋都可以有权利，可以结婚、养孩子，以后怎么办？包括女性单身这个问题，如果大家都单身，都不去生育，就对不起这个社会了似的，文明倒退了，人类就要毁灭了！会做无限制的推论。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性少数，而是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的。潘老师有个说法叫“初级生活圈”，就是跟每个人非常相关的这些问题，包括情感、婚姻、性。在性方面，很多人有大量“想象式”担忧，这就叫“道德恐慌”，现在对于很多社会问题，大家容易在性的问题上找一个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