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盈盈：谈论性的快乐，是抑制性暴力的重要途径(9)

性的道德化也使得这个议题的研究者容易被道德所绑架，之前为什么说很多局限不完全是来自被访者，而是研究者自己在设限，这种设限也包括道德绑架的问题。作为性领域的研究者，很大的一个挑战在于你有没有可能去反思、质疑自己那些有关性的假设和观念，你能不能做到“接地气”。
单读：研究者要想不给自己设限、去“接地气”，下田野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吗？
黄盈盈：其实不一定。有的人做了好多访谈，做了好多田野，但实际上他是带着好多假设进去的，这种情况下他压根没有放开去了解这个人群，只在田野中抽取自己想要的信息，资料本身不是中立的。定性研究不简单就在于这里，在面对所谓异类，面对超出你想象的东西，面对平常不是特别容易被听到的声音，你要如何看待它们？我觉得下田野属于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除此之外，态度和能力都非常重要。
单读：看来我对于进入田野有一些想象。除了研究者自身的设限，您觉得还有什么别的问题造成了理论和实际的脱节呢？我记得您曾在在文章中写过，西方的研究界与运动界有更强的互动性，您认为社会运动会对你们的研究有影响吗？
黄盈盈：有一些社会，包括美国也好，确实在性的议题上（很活跃），比如说六七十年代的妇女运动、同性恋运动，更早还有一些人类学研究，对性研究的贡献非常大。如果仅仅看我们现在社会的话，确实缺少人类学研究，整个运动的氛围也不被允许，所以是不一样的。
社会运动这个问题要怎么看呢？因为我自己比较偏在学校，虽然也接触一些做实践的人，但我自己的实践能力其实是在学术层面，尽管我们做田野比较多，接触社会比较多，但不见得做所谓西方意义上的社会运动。在这方面，台湾会更好一点，何春蕤老师她们有很多经验，跟一些运动界的人有联系甚至直接介入，当然也因为台湾社会有一个运动的氛围。但是何老师对于运动也有她的看法，自我反思的精神是各方都需要的。
研究跟运动的关系很复杂，研究的逻辑和运动的逻辑当然有不同，但我不觉得这两者可以这么清晰地去划分。有运动界的人士觉得我们第一线的逻辑跟你们（学界）的不一样，但其实很多时候，运动可能会照顾到某一个人群，而不经意地压制了另一些人群。整体上，我觉得一个稍微理想的状态，是两者不那么割裂，哪怕自己没有能力、没有可能性去做运动，但仍然要保持对话沟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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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十三
图片来自电影《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