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友情里的爱——“酷儿柏拉图”式亲密(2)

毋庸置疑的是，还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那些非传统，非常规的关系确实存在，因为我自己就有这种亲密关系，而且希望见到更多。即便我不是无性恋，但其他人——那些属于这种身份的人，他们为了能真正做自己而开辟的道路也为我们其他人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有许多人的身份没有被社会的大多数所接受、认同，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坚持却鼓励着我们所有人都坚定自我。
我们如今面对的问题很多：同性恋恐惧症、异己主义、关系等级，以及性别、性和身份的二元规范……我探寻这些问题，并在能力范围内，拆除支撑这些现象的体系，就算其中包括我自己，我也不会手下留情。但在观念的房间里，问题不仅仅是把压迫移走，还要在空下来的位置放其他的东西，那就是自由。

虽然我并非同性恋，也非性少数群体，我却也有责任倾听，关心，捍卫，保护。我经常这样做，因为我知道这是正确的，符合我的价值观，我的信念。但越来越重要的原因是，我清楚地看到，我的自由与同性恋的自由紧密相连。我们被给予的可能性很少，我正尝试走出这个狭窄的空间。一定程度上这意味着冲破关系等级，打破“一夫一妻制的恋爱/性关系比我们生活中的其他关系更重要”这种偏见。对我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损害我的婚姻，而意味着改善其他人的情感关系。
我们的社会中，制度给穷人、妇女、同性恋或残疾人造成了非常真实的限制。但我们也对自己施加了限制，我们被困在限制里，还死死呆在里面不肯出来，以为它会履行承诺，保证我们始终都是我们所期许的“正常人”。

盖比是一位同性恋者、变性者、也是“酷儿”，他说：“即便我的家人都不是同性恋，但我却觉得我的家庭是一个“酷儿”家庭，这是一种非传统的家庭方式。”他告诉我，反思“酷儿”就是在抵制常规——不仅仅是因为酷儿本身的特殊性，还因为这才真正有效。加比读中学时，他的父母有一个好朋友，是一个叫格温的女人。“她很厉害。她是个老派女同性恋，脾气暴躁，在一家旧货店当化妆师，养了一只狗，开一辆吉普车；烟一根接着一根得抽，还不用过滤嘴。” 加比二十出头的时候，格温被诊断为晚期癌症。(“医生说，‘你还有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她回头看了看医生，说，‘我想应该不会花那么久。‘ 23天后，她去世了。)人们来看她，与她道别，其中一个人叫黛博拉，是她的前女友。听她说话会让我联想到乔治·卡林。她是一个画家，住在纽约。“在格温的葬礼之后，加比和黛博拉还保持联系，有时在邮件中互相发送绘画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