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与者到研究者：我与三线建设

文|王春才
行程十七天  从江苏到四川
1952年，我从家乡的建湖中学毕业，与8位同学一起被保送到扬州华东第二工业学校（简称扬州工专，扬州大学前身）读书 。这是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办的专门培养军工人才的中专学校，学费、伙食费由学校包干，家里不要掏一分钱。
在学校里，我学的是工民建专业。1954年7月，我在学校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19岁。1955年夏天，我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服从学校分配，投身大西南建设。
1955年8月1日，我和李安营同学（学校学生党支部书记）带队与180多位同学一起，从镇江坐船至武汉，沿长江三峡去重庆，再经成渝铁路去成都，等船、等车整整走了17天才到达成都，到784厂筹建处报到。 那时，新中国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我国156个建设项目，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前身）将苏联援助的电子3个厂，784厂、715厂、719厂定点在成都东郊。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人才奇缺，我们这一批年轻人成为建厂骨干。1956年初，厂领导将我从基建科抽出，担任苏联专家格·阿索特尼柯夫的助手。在学校我学的俄语，我跟着这位教授级的建筑学专家学习了3年的技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57年冬天，苏联格.阿索特柯夫建筑专家（右2）与王春才（左1）等工程技术员在成都七八四厂正在建设的主厂房三层检查施工质量合影。   王毅 摄
1958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被召回，对于这位良师益友，我至今难以忘怀。半年后，在厂领导的支持下，我将苏联专家的技术建议，讲课内容，进行整理，编写成《格·阿索特尼柯夫专家建议汇编》，在系统内部出版了，全书共十四章，20多万字，有图有文，实用价值高，第四机械工业部建设司将书发到下属单位作为学习教材。我后来升为工程师免于考试，就得益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