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参与者到研究者：我与三线建设(2)

那时，我担任基建科长，党支部书记，带着400多人的技术建设队伍常年住在工地上，背水泥、御木材，很苦、很累，爱人见我又黑又瘦，心疼得不得了。但我们都秉持着一个信念，那就是以“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三线人的精神，建设新中国。
扎根大西南  投身三线建设
1964夏天，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调整了第3个5年计划，加大国防三线建设的资金投入，三线建设被放在第一位。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西南局国防工业办公室，从各方面调人。经第四机械工业部推荐，我被抽调到西南局国防工办基建规划处工作。直到1965年2月，我到新单位报到之后，才真正了解了“三线”的含义。

1975年四川省国防工办基建规划处长王春才在工办组织：全省三线建设单位基建预算决算学习班上讲话。
那时的建设方针就是“靠山、分散、隐蔽”，把工厂建在大山深处，所以我们也就整天在荒山野岭中战天斗地，远离城市和亲人，许多往事令我难忘。
1966年2月，我陪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办领导田栋梁及国家第四机工业部高峻副部长及他的秘书陈国志在四川广元0821基地的建设现场蹲点，住在席棚里3个多月。当地的风沙特别大，被子上总是积上一层厚厚的沙，大家只好将头埋在被窝里才能入睡。
记得1967年，我陪第六机械工业部刘星常务副部长、张同格司长选点工作组，在四川江津县德感区选厂址，中午在县武装部招待所食堂吃午饭，造反派武斗摔进一颗手榴弹，爆炸了，惊得大家躲到桌底下，所幸无人受伤。
六机部四川三线建设筹建处在涪陵办公，1968年11月初，我与四川省国防工办综合处王志刚处长、六机部建设司设计处俞大猷处长由涪陵坐船到万县船舶仪表三线厂现场检查工作。5天后，与上海六机部第九设计院工程技术人员十几个人乘坐一辆大卡车、2辆吉普车，早上离开万县经梁平奔赴涪陵白涛镇长江边的432厂现场。当下午2点多钟，车队经过垫江县时，一伙背着枪的造反派将我们拦住，赶我们下车，抢走两辆吉普车，我们只好挤上卡车。山路难行，深夜才赶到432厂。惊险一场，技术人员提心吊胆搞现场设计，影响了建设进度。“文革”干拢破坏了三线建设，此即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