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爱是不熟悉的名字，它在编织火衫的那双手后面……”|张定浩(2)

一首诗可能恰好对一个懵懂的青年
发生，但一首诗并不是
诗——诗是人生。
多年之后，在写作奠定他不朽声誉的长诗《四个四重奏》期间，艾略特曾作如此简要的回顾，这回顾，既指向诗，也指向人生。这里就涉及诗和小说的差别。一部小说，无论有多么复杂交错的情节线索，它最终注定是要向前发展的，小说读者和主人公都在追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们执着于要求一个结果，因为小说囿于有时间的世界，所以小说只能是人生的简化版，是大地上某条虚构出终点的河流；而诗不同，至少在艾略特这里，诗和值得为之在“一刹那果决献身”的人生范式，都是对有时间的世界的逃离。一段诗行好似人生，是自足的，既有其可以讲述的困厄，又有其不可讲述的，这多重的困厄像烈火一样锻造着诗行，也锻造人，直到这些诗行变得轻盈又无限，像干燥的风，像雷霆的声音，它们停留在流逝的河流上方，是一缸玫瑰花瓣上搅起的尘灰，或保持一种无解的胶着状态，像大多数于无声无息处摇晃着宇宙的真生命。
“世界上没有哪里低贱得容不下终极，也没有哪个事实贫乏零碎到对整个宇宙毫无影响”，这来自艾略特早年大学课堂上的哲学教导，最终在他的诗中得以践行。而艾米莉·黑尔就站在这首不朽长诗的背后，静默地分享他创造的内核，“光明的中心”。戈登说，“我们若想瞥见一分他们‘恋情’的本来面貌，就必须抛弃我们惯用的那些关于性、爱和友谊的概念。艾略特走到了‘诗的边境之外’，他们与诗歌细密交织的恋情因此也同样抗拒着定义。”
是谁想出这种折磨的呢？是爱。
爱是不熟悉的名字
它在编织火衫的那双手后面，
火焰使人无法忍耐
那衣衫绝非人力所能解开。
我们只是活着，只是悲叹
不是让这种火就是让那种火把我们的生命耗完。（《四个四重奏·小吉丁》）
艾略特曾写过一篇关于西蒙娜·薇依的短文，称薇依是“一个原本可能成为圣徒的人”，考虑到这篇文章写于1951年，某种程度上这判断中隐藏的严厉，也可视之为一种自我审查。此时，薇薇恩已于1947年在长达十年的精神病院监禁后因心力衰竭离世，束缚艾略特的婚姻之网终于消失，但那秘密的爱似乎也被始终缠绕的罪感消耗殆尽，他随后打消了苦等他多年的艾米莉·黑尔结婚的希望。
如果说，最初的艾略特，是那个在懵懂无知中不幸穿上火衫的赫拉克利特，那么接下来，当他不堪苦痛地把自己投身于宗教和艺术的烈火，预备做一个牺牲的圣徒，在罪与爱的折磨中他写出了超越时代的向着永恒发声的杰作，但那最先被消耗完的生命热情，却不是他的，而是那些扑向火焰并被爱的火焰点燃的女性。1957年，当他像一个悔罪修士般度过薇薇恩去世之后的十年禁欲隐居生活之后，在生命最后一个阶段却从烈火中抽身而出，闪电式地和他的崇拜者、秘书瓦莱里·弗莱彻缔结新的婚姻，并享受年轻女子带来的美妙晚年，我们大概遭遇到整个故事中最令人难以忍受的部分。但我们之所以难以忍受，是因为我们距离烈火遥远，作为观望者的我们，无情地期待被悲剧震撼；我们之所以难以忍受，很大程度上，也在于他曾一再给予的教导，“诗是人生”。但假如他说的是真的，那么，诗人艾略特所经历的人生，就是为通常喜欢诗的读者所不愿面对、而艺术家一直睁大眼睛承受的，“人类所不能忍受的真实”。